高一历史必修一-了解历史-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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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历史必修一==

高一历史必修一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里所说的“西破强楚,入郢”一事,就是春秋末期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爆发的著名的吴楚柏举之战。  吴国是春秋晚期勃兴于南方地区的一个国家,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南方地区的强国楚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长期付诸武力,兵戎相见。从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来之战”起,两国之间在短短的60余年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总的趋势是,吴国逐渐由弱变强,开始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它终于导致了吴楚两国决定战争胜负的“柏举之战”。  吴王阖闾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经武:“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并大胆起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外来杰出军政人才,积极从事争霸大业。这时,西方的强楚,就成了吴国胜利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在过去积小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打垮或削弱楚国,阖闾才能实现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梦想。吴楚战略决战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吉人自有天助”,楚国当时的现状,为阖闾梦想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进入春秋以来,楚同晋国长期征战,争霸中原,搞得民疲财竭,国力中衰。同时楚国内部政治黑暗,军事无能,民众怨愤,君臣离心,也给敌国创造了可乘之机。所以说,当时的楚国虽然貌似庞然大物,余威尚存,可其实早已是外强中干,是经不得风雨飘摇的,吴楚柏举之战前夕,楚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了。  当然,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楚对吴还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当公元前512年阖闾第一次提出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时,睿智的孙武即以“民劳,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劝阻。不过吴国君臣并未消极地守株待兔,他们的厉害,就在于他们从不消极等待敌方出现破绽,而是积极运用谋略,主动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为此,它首先伐灭楚国的羽翼——徐和钟吾这两个小国,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做法是,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这一措施实行了六年有余,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同时,吴军这种稍尝辄止、不作决战的做法,也给楚军造成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栽了大跟斗。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年秋天,楚国大军围攻蔡国,蔡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另外,唐国国君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唐、蔡两国虽是蕞尔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遂可以实施其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同年冬天,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和谋臣武将伍子胥、伯嚭、孙武等,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战略奇袭,吴军溯淮水浩荡西进。进抵淮汭(今安徽凤台附近,一说今河南潢州西北)后舍舟登陆,以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在蔡、唐军配合导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在今河南信阳南),挺进到汉水东岸。取得“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略效果。这堪称实践孙武“以迂为直”原则的杰出典范。  楚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戍、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率军赶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两军隔着汉水互相对峙。楚军中左司马沈尹戍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他针对吴军作战的特点,向统帅囊瓦提出如下建议:由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尔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议,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却又听从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战计划,采取冒进速战的方针,不待沈尹戍军完成迂回包抄行动,即擅自单独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  吴军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遂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囊瓦果然中计,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间,连续与吴军交战,但结果总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气低落、军队疲惫。  吴军见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的困境,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十一月十九日,吴军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县北,一说湖北麻城)列阵迎战楚军。阖闾弟夫概认为囊瓦素来不得人心,楚军无死战之志。因此主张吴军立即主动发起攻击。指出,只要吴军一进攻,楚军就必然溃逃,届时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能大获全胜。但阖闾出于谨慎而否决了夫概的意见。夫概不愿放弃这一胜敌的良机,便率领自己的五千部属奋勇进攻囊瓦的军队。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见夫概部突击成功,乃乘机以主力投入交战,扩张战果,大胜楚军。囊瓦失魂落魄,弃军逃奔郑国,史皇战死沙场。  楚军主力在柏举决战遭重创后狼狈向西溃逃。吴军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尾随不舍。终于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涢水)追及楚军。吴军“因敌制胜”,用“半济击”的战法,再度给渡河逃命中的楚军以沉重的打击。吴军继续追击,至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锅造饭的楚囊瓦军残部,大破之。并与由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回救的楚军沈尹戍部遭遇。经过反复激烈的拼杀,楚军又被战败,主将沈尹戍伤重身亡。至此,楚军全线崩溃,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一举攻陷郢都。楚昭王凄凄惨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往随国(今湖北随州)。柏举之战遂以吴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结。至于吴军入郢后上下忘乎所以,纵暴郢都,内讧迭起,在秦楚联军的反击下,军事、政治均陷于被动,最后被迫退回吴国,那已是后事了。用孙武自己的话来说,这便是“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吴军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有力地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军的取胜,首先是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军备的结果。其次也是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援和唐、蔡两国的协助的产物。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其作战指导上的高明。一是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使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备;二是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袭击,使楚军在十分被动情况下仓猝应战;三是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四是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以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任何机会,最终顺利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楚军的失败,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于其政治腐效、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四面树敌、自陷孤立。从军事上看,则在于其疏于戒备,遭致奇袭;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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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乂,司马炎第六子,史书上说他:身高七尺五寸(又一个两米大汉),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早在贾南风当权时,他就跟着哥哥司马玮进京师,诛外戚杨氏,后贾南风黄雀在后使毒计诛灭司马玮,同母所生的司马乂受到牵连,贬为常山王(封地河北)。话说历代王朝都有常山王这个封号,得此封号之人有几十个,但看上去是王,其实也就是个县长编制,势力待遇都非常一般。司马伦篡位后,他又因响应号召,平叛有功,晋位大将军,恢复长沙王封号,留在洛阳参政。公元302年,司马冏率先对看上去最弱的司马乂出手了,此时的司马乂身边只有一百多人,但正是他改变了整个战局。司马乂之所以能改变战局,原因是他此时正在洛阳,这就仿佛一把尖刀深入敌人腹地,所以此时两军对垒拼的不是人数,而是胆魄。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司马乂避其锋芒,反而将进宫做的车子的帷幔全部砍断,然后率人乘车打马飞驰入宫,刹那间,马嘶车疾,仿佛一头猛虎,不可阻挡。到达皇后,司马乂以不及掩耳之势控制各座宫门,挟持皇帝司马衷与司马冏对峙。经过闪电战后,双方陷入僵持。史书对战争过程记载不详,我们只知道双方在对峙期间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马乂率军放火焚烧皇宫内外的部分城门和观阁,同时攻打司马冏府。第二件事是司马冏命人将皇宫的驺虞幡偷来,拿着它在城下大喊:长沙王伪造诏命。司马乂则挟持皇帝回应:大司马谋反,凡是帮他的诛灭五族。是夜,洛阳城中大战,箭矢如雨,火光冲天,皇帝司马衷被人架到东门城楼做稻草人,火箭群集,射到他脚边,把这个宝宝吓得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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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之后,所遇之处受到了多个地方的激烈抵抗,而同时清军也在多个城市进行了针对平民的屠杀。比较有名的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些案例都没有被遗忘,成为不少人心里的共同记忆。1650年,清军进犯到广州时,也进行了一次屠杀。11月24日,清朝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指挥的清军在围困进攻广州近十个月后,终于经过艰难的战斗,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终于攻破广州城。随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居民进行了长达十二天的大屠杀,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有关这段历史史实,确实需要进一步梳理,但是真实性是没什么疑问的。当然有关人数,一直有所争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认为“七十万人”显然不可信,因为明末广州府十三县人口总共才40万人。《海幢寺:恢弘庄严的岭南雄刹》一书认为当时广州人口约40万,而死难者约十万人或超过十万人。但不管是多少人,都是吓人的数字。但是笔者颇为不解的是,尚可喜是明朝的叛将,耿继茂是明朝叛将耿仲明之子,他们为清朝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也就罢了。又怎么会对同属汉族的广州人民乃至更多人下手呢?为了自己飞黄腾达,做出这样下作的事情,真的很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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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离娄》描绘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纵观烽火连天、刀光剑影的270年战国历史,可知孟老夫子的这番话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当然,就战争规模之大,杀伤程度之烈而言,在当时的众多战争中,没有比秦、赵长平之战更为惊心动魄的了。  长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60年,是秦、赵之间的一次战略决战。在战争中,秦军贯彻正确的战略指导,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敌战先例。  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制定正确的兼并战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国势如日中天;连横破纵,远交近攻,外交连连得手;旌旗麾指,铁骑驰骋,军事胜利捷报频传。100余年中,蚕食缓进,重创急攻,破三晋,败强楚,弱东齐,构成了对山东六国的战略进攻态势。在秦国的咄咄兵锋面前,韩、魏屈意奉承,南楚自顾不暇,东齐力有不逮,北燕无足轻重。只有赵国,自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以来,国势较盛,军力较强,对外战争胜多负少,且拥有廉颇、赵奢、李牧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尚可与强秦进行一番周旋。  事情很清楚,秦国要完成统一六国的殊世伟业,一定得拔去赵国这颗钉子。自然,赵国也不是好惹的,岂甘心束手就擒。两国之间的战略决战势所难免。  秦昭王根据丞相范睢“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想,从公元前268年起,先后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怀(今河南武陟西)、邢丘(今河南温县附近),迫使魏国亲附于己。接着又大举攻韩,先后攻取了陉(今河南济源西北)、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少曲(今河南济源西)等地。并于公元前261年攻克野王(今河南沁阳),将韩国拦腰截为二段。消息传来,韩国朝廷上下一片惊恐,赶忙遣使入秦,以献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一带)向秦求和。  然而,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却不愿献地入秦,而是做出了献上党之地于赵的选择。他的用意当然清楚:转移秦军锋芒,促成赵、韩携手,联合抵御秦国。  赵王目光短浅,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接受平原君赵胜的建议,贪利受地,将上党郡并入自己的版图。赵国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夺食,引起秦国的极大不满,秦、赵之间的矛盾因此而全面激化了。范睢遂建议秦王乘机出兵攻赵。秦王便于公元前261年命令秦军一部进攻韩国缑氏(今河南偃师西南),直趋荥阳,威慑韩国,同时命令左庶长王龁率领大军扑向赵国,攻打上党。上党赵军兵力不敌,退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  赵王闻报秦军长驱东进,得地的喜悦早去了一半。只好兴师应战,派遣大将廉颇率赵军主力开往长平,企图重新占据上党。廉颇抵达长平后,即向秦军发起攻击。遗憾的是,秦强赵弱,赵军数战不利,损失较大。廉颇不愧为一名明智的将帅,他鉴于实际情况,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转取守势,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疲惫秦军。廉颇的这一招很是奏效,秦军的速决势头被抑制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决。  但是秦国的战争指导者毕竟棋高一着,他们运用谋略来打开缺口,为尔后的战略进攻创造条件。一方面他们借赵国使者郑朱到秦国议和的机会,故意殷勤招待郑朱,向各国制造秦、赵和解的假象,使赵国在外交上丧失了与各国“合纵”的机会,陷于被动和孤立。另一方面,又采用离间计,派人携带财宝前赴赵都邯郸收买赵王的左右权臣,挑拔离间赵王与廉颇的关系。四处散布流言:廉颇不足畏惧,他固守防御,是出于投降秦军的目的,秦军最害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为将。终于借赵王之手,把廉颇从赵军主帅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使赵王不顾蔺相如和赵括母亲的反对谏阻,任命赵括为赵军主帅。  赵括是一个缺乏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的庸人。他上任后,一反廉颇所为,更换将佐,改变军中制度,搞得赵军上下离心离德,斗志消沉。他还改变了廉颇的战略防御方针,积极筹划战略进攻,企图一举而胜,夺回上党。  秦国在搞乱赵国的同时,也及时调整自己的军事部署:立即增加军队,征调骁勇善战的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代替王龁统率秦军。为了避免引起赵军的注意,秦王下令军中严守这一机密:“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这个白起,可不是寻常人物。他是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久经沙场,曾大战伊阙,斩杀韩、魏联军24万;南破楚国,入鄢、郢,焚夷陵,打得楚人丧魂落魄。只会背吟几句兵书的赵括哪里是他的对手。  白起到任后,针对赵括没有实战经验、求胜心切、鲁莽轻敌等弱点,采取了诱敌入伏、分割包围而后予以聚歼的正确作战方针,对兵力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造成了“以石击卵”的强大态势。  白起的具体作战部署是,以原先的第一线部队为诱敌部队,等待赵军出击后,即向预设主阵地长壁方面撤退,诱敌深入;其次,巧妙利用长壁构筑袋形阵地,以主力守卫营垒,抵挡阻遏赵军的攻势,并组织一支轻装锐勇的突击部队,待赵军被围后,主动出击,消耗赵军的有生力量;其三,动用奇兵2.5万人埋伏在两边侧翼,待赵军出击后,及时穿插到赵军的后方,切断赵军的退路,协同主阵地长壁上的秦军主力,完成对出击赵军的包围;其四,用5千精锐骑兵插入渗透到赵军营垒的中间,牵制和监视营垒中的剩余赵军。  战局的发展果然按着白起所预定的方向进行。公元前260年8月,对秦军动态茫昧无知的赵括统率赵军主力向秦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出击。两军稍事交锋,秦军的诱敌部队即佯败后撤。鲁莽的赵括不问虚实,立即率军实施追击。当赵军前进到秦军的预设阵地——长壁后,即遭到了秦军主力的坚强抵抗,攻势受挫,被阻于坚壁之下。赵括欲退兵,但为时已晚,预先埋伏于两翼的秦2.5万奇兵迅速出击,及时穿插到赵军进攻部队的侧后,抢占了西壁垒(今山西高平北的韩王山高地),截断了出击赵军与其营垒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对出击赵军的包围。另外的5000秦军精骑也迅速地插到了赵军的营垒之间,牵制、监视留守营垒的那部分赵军,并切断赵军的所有粮道。与此同时,白起又下令突击部队不断出击被围困的赵军。赵军数战不利,情况十分危急,被迫就地构筑营垒,转攻为守,等待救援。  秦昭王听到赵军业已被包围的消息,便亲赴河内(今河南沁阳及其附近地区),把当地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编组成军,增援长平战场。这支部队开进到长平以北的今丹朱岭及其以东一带高地,进一步断绝了赵国的援军和后勤补给,从而确保了白起彻底地歼灭被围的赵军。  到了九月,赵军断粮已达46天,内部互相残杀以食,军心动摇,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支部队,局势非常危急。赵括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军阵地,希望能打开一条血路突围,但都未能奏效。绝望之中,赵括孤注一掷,亲率赵军精锐部队强行突围,结果仍遭惨败,连他本人也丧身于秦军的箭镞之下。赵军失去主将,斗志全无,遂不复再作抵抗,40余万饥疲之师全部向秦军解甲投降。这40余万赵军降卒,除幼小的240人之外,全部为白起所残忍坑杀。秦军终于取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长平之战的彻底胜利。  长平之战中,秦军前后共歼赵军45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赵国,也给其他关东诸侯国以极大的震慑。从此以后,秦国统一六国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了。  长平之战秦胜赵败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除了总体力量上秦对赵占有相对的优势外,双方战略上的得失和具体作战艺术运用上的高低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秦军之所以取胜,在于:首先是分化瓦解了关东六国的战略同盟;其次是巧妙使用离间计,诱使赵王犯下置将不当的严重错误;其三是择人得当,起用富于谋略、骁勇善战的白起为主将;其四是白起善察战机,用兵如神,诱敌出击,然后用正合奇胜的战法分割包围赵军,痛加聚歼;其五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秦国上下一体动员,及时增援,协调配合,断敌之援。为白起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赵军之所以惨败,在于:第一,不顾敌强我弱的态势,贸然开战,一味追求进攻;第二,临阵易将,让毫无实战经验的赵括替代执行正确防御战略的廉颇统帅赵军,中了秦人的离间之计;第三,在外交上不善于利用各国仇秦的心理,积极争取与国,引为己助;第四,赵括不知“奇正”变化、灵活用兵的要旨,既无正确的作战方针,又不知敌之虚实,更未能随机制宜摆脱困境,始终处于被动之中;第五,具体作战中,屡铸大错。决战伊始,即贸然出击,致使被围。被围之后,只知消极强行突围,未能进行内外配合,打通粮道。终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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