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草船借箭-了解历史-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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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草船借箭==

诸葛亮草船借箭

熟悉中国历史的,肯定对“外戚”2字不陌生。“外戚”,亦称“外家”、“戚畹”,指的是皇帝的母族、妻族。自古以来,外戚多有干政擅权,甚至是谋朝篡位者,如新之王莽,隋之杨坚,唐之李渊等,他们都是以外戚的身份夺得天下的。“外戚问题”在中国的大多数朝代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即使如强汉、盛唐这般亦是无法避免。如汉,整个汉代几乎就是一部外戚干政擅权的历史。汉初,吕氏(吕雉家族)一族几乎已取刘氏而代之,虽最后吕氏被刘氏所诛灭,但外戚问题却仍然存在着,且愈演愈烈。此时就单单文景两朝就相继出现薄氏、窦氏、王氏三大外戚,直到武帝初登基时,朝政大权都依然被窦氏(窦漪房家族)所控。而后汉武帝虽试图用杀母立子这般残忍的方法来阻止外戚干政的出现,但却是效果甚微。之后昭帝的母族虽未干政,但武帝的妻族霍氏(霍光家族)却崛起,昭帝之后强大的霍氏甚至都能决定皇帝的人选,可想而知此时霍氏的强悍。最后霍氏被宣帝所灭,但王氏又崛起,最终这次崛起让西汉走向了灭亡,王莽这位外戚夺走了西汉的天下。到了东汉,即使是英明的光武帝刘秀,他也依然没能解决掉外戚干政的问题,直到东汉末年,依旧有外戚何进执掌东汉江山,直至东汉灭亡,两汉都从未摆脱外戚干政的问题。再如唐,唐初,唐朝历经5帝,最后被外戚武氏(武则天家族)夺走江山。武氏被灭,中宗复辟后,又是外戚韦氏专权。韦氏被灭后,又是外戚杨氏(杨贵妃家族)专权,可谓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可以说“外戚问题”在中国各个封建时期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纵观历朝历代,即使如清朝这个集封建制度于大成者的王朝,它在末期也都避免不了外戚干政的问题,自咸丰之后,清朝的朝政大权就都为外姓所控,先是慈禧和慈安共掌朝政,而后就是慈禧垂帘听政近半个世纪。如此,在清朝末年,清朝也始终都脱离不了被外姓控制的局面。但是凡事都会有例外,虽然中国多数的王朝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外戚干政的问题,甚至是外戚谋朝篡位之事,但是有这么一个朝代,它在276年的时间里,从开国到亡国都从未出现过“外戚干政”的问题,这个朝代就是“明朝”。有明一代,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如帝王多奇葩,宦官多乱政,但明朝却是始终都没有出现过大多数王朝都曾出现过的“外戚干政”问题,这不得不说是明朝历史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亮光。那为何在明朝276年的时间里,明朝从开国到亡国都从未遇到“外戚干政”的问题呢?这之中到底有何奥秘呢?个人认为无外乎有以下几点原因:一、皇帝多年长,多提防1、皇帝多年长。纵观历朝历代的外戚干政,大多数都是以“皇帝年幼,尚不能处理朝政”为由来行干政擅权之事,如汉和帝时期,和帝继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称制10年,遂外戚窦氏得以专权;汉安帝时期,安帝继位年仅13岁,邓太后临朝称制16年,遂外戚邓氏得以专权。可以这么说,外戚能干政主要是得益于皇帝的年幼,如果皇帝年长,外戚则很难有借口去行干政之事。而在明朝,16位皇帝当中除了明英宗9岁登基,明神宗10岁登基,其余的14位皇帝,最早也是15岁登基,而在古代15岁已是志学之年,这个年纪早已有了自己的思想,也早有处理朝政事务的能力,如此这就使得外戚失去了干政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合礼性。2、皇帝多提防。有明一代,16位皇帝的素质虽是良萎不齐,有如嘉靖这般30年不上朝的皇帝,也有如正德这般贪玩的皇帝,但是这16位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外戚干政很是提防,不论这位皇帝是谁,只要出现外戚干政的苗头,他们就会立刻进行无情的打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在开国之时就意识到一定要解决外戚干政的问题,否则对于明朝而言必定是后患无穷。“惩女宠之祸,而戒母后临朝,惩外戚之乱,而令不封后家”(《明史记事本末》),朱元璋认为要防止外戚干政的出现,就一定要先杜绝妃子临朝称制的发生,然后一定不能册封妃子的母家,让他们做大官。显然此时的朱元璋已经认识到了之所以会出现外戚干政问题的核心原因,那就是给予外戚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早早就立下祖制,那就是“不封后家”。同时朱元璋为了让后宫和朝堂上的其他人也有防范外戚干政的意识,他曾无数次在不同场合与后妃、诸皇子、百官等强调外戚干政的危害性。洪武九年,在与大臣讨论历史上女宠、 外戚、 权臣等的危害时,朱元璋就说道:“朕观古往,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明太祖实录》),从这段记载可见朱元璋早早就对防范外戚之祸有着自己的一套见解。基于此,朱元璋主张用“立纲陈纪,首严内教”的方法来防范外戚干政问题。1.立纲陈纪。朱元璋登基之初就下诏“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典故纪闻》),他让工部打造了一块红牌,红牌上面镌刻着告诫后宫妃子不得干政的铁律,然后悬挂于宫门之上,以此告诫后世妃子不得干政。同时朱元璋立下祖训,要求后代子嗣对于后妃一定要严加管教,不得违背“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2.首严内教。为了教化后宫妃嫔,让她们明白要恪守妇道,不得干预政治,所以在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就让儒臣朱升修纂《女诫》,他对朱升这样说道:“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所惑。卿等其篡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国朝典汇》),显然朱元璋修纂《女诫》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利用《女诫》来强化妃子的教育,让她们明白做贤妃的好处,从而断绝她们想要擅权的念头。而后朱棣时期,对于后妃的管理更甚于朱元璋时期,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朱棣让解缙编撰《古今列女传》这本教导女子要三从四德的书籍,然后颁布全国,借此用礼法来约束后世后妃的行为。如此,明朝皇帝在朱元璋、朱棣两代帝王的教导下,他们对于后妃的管理向来都是慎之又慎,严之又严,即使他们如何的宠信于某个妃子,对于她和她母族干政一事始终都是秉持着零容忍的态度。如万历时期,神宗的宠妃郑贵妃(“国本之争”的主角之一福王朱常洵的生母)仅仅就是指派官员“力赞助之”,就引起了神宗“震怒,笞宾逐之南京,贵妃战栗待罪,久而始释。史居南十余年,始再召入”(《万历野获编》),就因为郑贵妃跟官员提出了一个要求,神宗就将其贬至南京,十余年后才被重新诏回。再如崇祯时期,“上一日于宫中闻贵妃窃抚琴,疑之,问在家师谁,贵妃以母授对。次日即召其母入,与妃对弹,始释然”(《三垣笔记》),就是某一天崇祯突然发现宠妃田氏在偷偷的弹琴,所以就问道这是跟谁学的?(崇祯怀疑她跟官员私自交往),田氏回答说是跟母亲学的,崇祯不信,第二天就让她的母亲进宫,让她们对弹,对弹之后崇祯才相信。从以上的事迹,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对后宫的妃子是十分提防的,他们绝对不允许后宫妃子参与到朝堂之事中,一旦发现,无论是谁都会被严惩。如此随着明后宫的妃子被严禁干预政事,作为依靠妃子才能势大的外戚自然也就失去了干政的实力。二、后妃多是“贤德淑惠”之人外戚能够干政,除了皇帝年幼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后妃的存在,后妃若想干政,必借自己母家的势力,而后妃一旦势大,母家的势力也就会跟着强大起来,所以要想杜绝外戚干政,就得先杜绝后妃干政。而不可否认的是,明朝能够完全杜绝外戚干政的情况,除了有皇帝自己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得益明朝的后妃,尤以一国之母的皇后,因她们多是“贤德淑惠”之人,所以多数都能以身作则,不仅不主动干涉朝政,甚至还会带头抑制母家势力的崛起。如朱元璋的马皇后,每次朱元璋想要册封马皇后的母家时,马皇后都会拒绝,并说道“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且闻前世外戚之家,多骄淫奢纵,不守法度,有致覆败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赐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宠致败,非妾之所愿也。”(《明通鉴》)。再如朱棣的徐皇后,她不仅屡次以“非妾之意”拒绝朱棣对于母家的册封,还特意编著《内训》流传于后宫,告诫后妃一定要贤良淑德,不要干政朝政。直到临终时,徐皇后依旧不忘告诫朱棣一定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毋骄畜外家”(《清人注疏十三经》)。此外,对于本可名正言顺垂帘听政的时候,明朝的后妃大多也一概拒绝,如明英宗时期,因英宗登基时年仅9岁,所以就有大臣提出让英宗的母亲张太后垂帘听政,可此时还没等到众臣的反对,张皇后就自己站出来说到“毋坏祖宗法”,然后严词拒绝。之后张皇后也并没有让自己的母家出来掌权,而是让素有贤名的“三杨”去执掌朝政。所以不得不说,明朝能够在完全意义上杜绝外戚干政的问题,这其中是绝对少不了后宫中那些母仪天下的皇后、太后们的以身作则的,她们在其中的作用绝对是不可小觑的。当然,明朝之所以能出那么多的贤后,很大原因是因为儒家的伦理纲常在明朝的盛行,及朱元璋、朱棣时期所编撰的教导女子要“三从四德”的书籍,如《列女传》、《女训》、《闺范图说》等的全国推行,所以此时明朝的女子大多只知道“妇人有三从之义,而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清人注疏十三经》)。如此进入宫中的女子也就多只知道相夫教子,对于权力一事自然也就不热衷,再者她们经过明朝百年的“洗脑式”的教导,她们掌控政权的能力必然是比不上汉唐的那些干政的女子的,而后妃没有能力去掌控政局,也就意味着外戚失去了专权的机会。四、士大夫们的存在。众所周知明朝的士大夫们是最不怕皇帝的,为了一件他们认为对的事情,他们可以以死抗争,直到皇帝答应他们的请求。如此以来,这么一群不怕死,不怕皇帝的士大夫们,自然就成为了外戚专权最大的阻碍。在当时一旦明朝出现外戚干政的苗头,皇帝都不用出手,那些士大夫们就会抢先出手灭了这个苗头。如神宗时期的“国本之争”,表面上来看这是百官与皇帝之间的争斗,但实质上确是百官与郑氏外戚之间的斗争,此时郑贵妃妄图将朱常洵扶上太子之位,然后趁机让郑氏掌控明朝朝政大权。可此时百官却早已看透他们的心思,他们据理力争,尤其是言官更是以死抗争。“予则以诸臣力争,故久而克定也。方郑妃盛年,神宗固尝许以立爱矣。而言者纷纭,格不得发。始则谴诤臣以快宫闱,终亦未必不援朝论以谢嬖幸。始则欲以神器之重酬晏私之爱,究亦不能以房闼之昵废天下之公。”(《明史纪事本末》) ,如此最终在百官的以死抗争下,郑氏欲图干预朝政的计划被彻底击碎。再如光宗时期的“移宫案”。《明史》载:“光宗崩,李选侍据乾清宫,迫皇长子封皇后。”,当时光宗朱常洛驾崩,朱由校登基,可是此时朱常洛的妃子李选侍居然扣押朱由校,霸占乾清宫,并还威胁朱由校要立她为皇后,同时又让朝臣必须将所有奏章交由自己过目。这下可好,李选侍这般欲图干政的做法立刻就引起了百官们的剧烈反弹,如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重臣都纷纷上疏力争。如左光斗上疏:“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明史.左光斗传》)。再如杨涟亦言:“臣宁使今日忤选侍,无宁使移宫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独揽文书,称制垂帘之事。”(《明史.杨涟传》)。最后在这些重臣的群起而攻下,李选侍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得灰溜溜的退出乾清宫,放了朱由校。从以上的事迹可以看出明朝的士大夫们对于外戚干政的事情是很抵触的,也是很痛恨了。他们不会允许外戚去破坏明朝的根基,只要出现一点外戚干政的苗头,他们就会立刻将其打压下去,即使是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如此明朝数次可能导致外戚干政的问题就都因士大夫们的存在而得到无情的压制。五、严格的选妃制度和管理制度。明开国时,鉴于前朝后宫、外戚干政的问题,朱元璋就对后宫进行了严格的管控。洪武三年,朱元璋就规定:“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得预焉”(《典故纪闻.卷二》),就是即使如同一国之母的皇后,她也只能是掌控后宫之事,一旦出了后宫,就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也无权管辖。此后,朱元璋又规定内宫中一切用度“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明史.后妃传》),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则就“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覆奏,而辄领于部者,论死”,就是妃嫔的一切用度都需要经过尚宫和内使监的同意,如果不同意就领取,或者是从外廷中获取,则以死罪论处,而即使是一国之母的皇后也亦是如此,“饬宫闱之禁,皇后所需供应,必关奏后领,违者死”(《罪惟录》)。此外,朱元璋还规定妃子不得与外界来往私信,不然“或以私书出外,罪如之”,就算一旦发现有私信从宫中出去,则按死罪论处。如此,就是在朱元璋所规定的这般严格而又残酷的管理制度下,后宫与外廷的联系几乎被彻底切断,如此也就断绝了后宫妃子想利用母家外戚来达到干政的目的。在严格的后妃管理制度下,明朝独特的选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戚干政问题的出现。在选妃制度上,明朝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方法,即推行从民间选妃的“选秀制度”,同时禁止禁止皇室子孙与大臣联姻。明时,除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朱棣因政治需要,为笼络功臣实施过政治联姻,之后的时期,明朝就从未实施过政治联姻,如赵翼所言明初期之后“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廿二史札记》),也就是多数的妃子都来自于民间平民家庭。当代史学界王伟凯曾言“明代后妃自仁宗张皇后始,已无来自勋贵之家的闺秀”。自仁宗皇帝后,明朝的皇后皆无勋贵出生,全部来自于民间,在这之后身份最尊贵的就是明英宗钱皇后,她的父亲钱贵是正三品的都指挥佥事,其余的如明武宗夏皇后,明孝宗张皇后皆出身于寻常百姓之家,而明熹宗张皇后,明思宗周皇后更是出生于‘家贫甚’的人家。如此在明朝这般只选平民人家为妃,而不选勋贵人家为妃的措施下,外戚干政问题得到了很大的遏制,正如赵翼所说“来自民间,则习见闾阎生计,可以佐人君节俭之治。若必出于勋旧,则勋而兼戚,戚而兼勋,王氏祸汉,贾氏祸晋,可为前鉴”(《廿二史札记》),来自民间的妃子因教育的问题,因出生的问题,所以导致她们没有深远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她们大多数都只知老老实实的相夫教子,节俭持家。再加上来自于民间,她们母家势力肯定不强,如此在后妃没有掌权的欲望下,及母家又没有背景的情况下,外戚掌权着实难以实行。此外,明朝为了彻底杜绝外戚干政问题,对于外戚,明朝皇帝只会是“后父初秩,不过指挥,侯伯保傅以渐而进” ,就是不会给予外戚实权,只会是封他们如同伯爵,或太傅、太保等这样毫无实权的虚职。如此一个毫无实权的外戚,他又有什么权力去掌控朝政呢?同时,为了防止外戚祸国殃民,即使他们没实权,明朝也是对外戚实行更为严格的管控,朱棣时期就定“戚畹最当守法,否则罪倍常人”,就是外戚犯法罪加一等。六、独特的政治运行模式和科举任官。古外今来,外戚干政主要依靠三种形式:一是先控制宫中内朝,借此影响皇帝的重大决策,然后再借助内朝的势力去控制外朝,从而达到专权的目的,如汉昭帝时期的霍光,他就是先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控制住内朝,然后再控制外朝,借此掌权摄政,权倾朝野的。二是直接出任外朝要职,如三公九卿等职,然后借以辅佐帝王的名义行干政之事,如三国时期的曹操,他就是以丞相的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三是担任掌控重兵的官职,然后利用兵权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如东汉末年何进,他就是以总镇京师大军的大将军身份来行专权之事的。但是以上三种形式在明朝几乎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先不说明朝皇帝对于外戚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几乎是不会让外戚担任要职的,就单单是明朝独特的政治运行模式(皇帝—宦官—内阁)就已然能彻底杜绝外戚掌权的可能性。首先在明朝要想掌控大权,就必须要入内阁,如果进不了内阁,你就别想参与到最高的决策层中,所以如果外戚要想有掌权的机会,他就必须要先进内阁,可是在明朝,内阁成员大多都是从翰林院词臣中选拔而出,而翰林院的词臣又大多都是从庶吉士选拔出来的,而要想成为庶吉士,你就必须要考中进士,且还得足够优秀。也就是说要想成为内阁成员,必须经科举考试-庶吉士-翰林院这三道关卡,然后你才有机会成为内阁成员,事实上这就足够将明朝的外戚全部给挡在权力的外面了,要知道,明朝的妃子大多都来自于民间贫寒之家,而一般穷人家是供不起读书人,所以能通过科举考试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想想连考中进士都微乎其微,你就更别说被选拔为进士中最优秀的“庶吉士”,乃至是最优秀的词臣了。再者即使是外戚运气出其的好,祖宗十八代的运气都给他了,让他进入内阁了,我们也别忘记了明朝的内阁只有建议权,批红的权力可是在太监的手里,决策权更是在皇帝的手里,所以即使你入内阁了,外戚要想专权,那机会也是渺茫的,因为你压根过不了皇帝那关。七、后妃殉葬制度的建立。“殉葬”制度就是皇帝死后让活着的妃嫔也一起跟他进入陵墓陪葬的制度,简单的说就是陪着一起死。《胜朝彤史拾遗记》载:“初太祖……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唯宫人十数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张凤……十一人由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舍人、带刀舍人进为本所千百户,其官皆世袭,以诸人皆西宫殉葬宫人父兄,世所称朝天女户者也。成祖……十六妃葬长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其余三妃以年终别葬金山。宣宗殉十妃。嗣后皆无殉,自英宗始。唯景泰帝尚以唐妃殉,则天顺元年事在遗诏前。”。明的“殉葬”制度始于朱元璋,终于朱祁镇。其虽未能贯之明朝276年的时间,但是从洪武至景泰年间这长达九十余年的时间里还是被明朝皇帝所坚持,直至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遗诏罢除宫妃殉葬,之后的皇帝才放弃这一野蛮而又残忍的“殉葬”制度。当然这一制度虽然很残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实行的“殉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明朝解决了外戚干政的问题。事实证明,纵观明朝出现的所有外戚干政的苗头,如万历时期的郑贵妃、光宗时期的李选侍,她们均是出现在殉葬制度被废除之后的,从这点可以看出朱元璋实施的“殉葬”制度的确是有遏制外戚干政的效果。想来也是,外戚能够干政很大程度源于妃子的支持,如果没有妃子,外戚自然也就失去了干政的借口。如此,就是在以上种种原因的促成下,明朝的外戚变得是无比的孱弱,在皇帝、妃子、百官联合的压制下,在严格的选妃制度,及外戚管理制度的钳制下,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干政的机会。

 

==诸葛亮草船借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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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时期,统治者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统治权力,所以对于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人,他们的打击措施会相当残酷。文人由于在古代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所以往往被监控地最为严密,一旦这些文人写过的某些话语被人抓到了把柄,那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这就是古代恐怖的“文字狱”。“文字狱”最严重的朝代当属清代,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所以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天生敏感;二是清朝是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国家机器对下层的控制也最严密,那么清朝的文字狱有多可怕呢?从雍正年间的“浙江查嗣庭”案可见一般。在当时的浙江海宁,有一个著名的大学者查嗣庭,他康熙年间就中了进士,后来屡次升官,最高做到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而正当其踌躇满志的时候,祸事来了,雍正四年(1726年),他奉命作为江西的乡试主考官,然而他出的考题却被人抓住了把柄……他出的考题本来都很正常,但是字却“用错了”,考题用了“正”和“止”,两个字,结果被认为“前用正字,后有止字,‘正’字有一止之象,涉嫌议论年号,诅咒雍正之意”,这种说法显然是牵强附会,雍正也自知理亏,但却愣是说他不是“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而是“所出题目,显露其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又说他“向来趋附隆科多”,把他打成了“隆科多”奸党……最后呢?查嗣庭竟然被判处凌迟处死!但是雍正五年的时候他已经病死在监狱里了,即使这样雍正仍然将他开棺戮尸,而数百年的望族“海宁查氏”也遭遇大灾: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僳及其诸子均流放三千里。就连整个浙江省的乡试、会试都停了三年。雍正为什么会如此严酷呢?其实雍正并不是突然发难,而是蓄谋已久,他早就对查嗣庭看不顺眼了,因为他与权臣“隆科多”走得太近,所以正好趁此机会借题发挥铲除查氏。严格来说查嗣庭的祸事引子虽然是“文字狱”,但他最终获罪则是因为“朋党”,而不是文字原因(民间流传的“维民所止”的说法已被证实为传言)。然而事情却仍然没有结束,幸存的查氏族人仍然顽强地生存着,200多年后,查氏后代出了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写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就将清朝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描写为一个十足的小人,将满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展现地淋漓尽致,他叫查良镛,就是著名的金庸先生。

 

==诸葛亮草船借箭==

诸葛亮草船借箭

  晋灭吴之战,是统一全国的战争,也是强者消灭弱者的一场战争。晋具有各方面的优势,但仍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终于迅速取胜。弱小的吴国面对强敌,反而轻敌大意,毫无有效全面的防备措施,结果一败涂地。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的灭蜀,使司马氏势力进一步加强。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子司马炎嗣相国、晋王位,继掌魏国朝政。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登皇位(即晋武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改元泰始,都洛阳。这样,魏灭蜀、晋代魏,变三国鼎立为晋与吴的南北对峙。  司马昭曾有灭蜀之后三年就灭吴平天下的设想,但灭蜀后,因师老民疲,又缺乏灭吴所必不可少的一支强大水军,灭吴之举暂停。司马氏转而采取措施整顿内部,如任用贤能,废除苛法,减免赋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加强实力基础。司马氏还特意厚待归降的蜀国君臣。如封刘禅为安乐公,后来还征用诸葛亮孙诸葛京“随才署吏”,其他蜀国降臣封侯者有50余人,以此稳定巴蜀之众,又示意东吴,收买吴国人心。晋代魏后,晋帝司马炎又遣使与吴讲和,作缓兵之计。但与此同时,司马炎抓紧时间,开始作进攻吴国的军事准备。  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卫奡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菑(今山东临淄北);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以这些地区作为进军的基地。羊祜是极力主张并参与密谋灭吴的主要大臣之一,他曾在襄阳与东吴名将陆抗对峙,善施恩惠,如主动送还吴军俘虏、吴国禾麦、吴人射伤的禽兽等,使“吴人翕然悦服”。吴人北来归降者不绝。迫使陆抗只得采取“各保分界,无求细利”的方针,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羊祜率部众又练兵,又生产,提高晋军的战斗力,使晋军由“军无百日之粮”变为“有十年之积”。羊祜死后,继任者杜预继续练兵习武,屯积军粮,加紧备战。  泰始八年(272年),司马炎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密命他制造大船,训练水军,“为顺流之计”。王濬遂着手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在长江上游逐渐建立起来了。  正当晋朝国力日盛,积极准备平吴的时候,江东的孙吴却是每况愈下。早在孙权晚年,由于赋役苛重,吴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已有所发展,社会矛盾加剧。晚年的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搞得朝臣人不自安。孙权死后,围绕继位和权力问题,引发了一连串的宫廷内争和帝位更迭,进一步加剧了吴国的混乱。及至吴元兴元年(264年),孙权之孙乌程侯孙皓被迎立为帝后,情况更加不可收拾。孙皓昏庸无道,即位后尽情享乐,好酒色,兴土木,搞得吴国“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人民揭竿而起,朝臣离心离德。孙皓对西晋的威胁,毫无戒心,有时也派兵攻晋,但多因草率而无功。他迷信长江天险可保平安,从未认真在战备上下功夫。名将陆抗觉察到晋有灭吴的意图,曾不止一次上疏要求加强备战,他还预见到晋兵会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特别要求加强建平(今湖北秭归)、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西陵峡口)的兵力。王濬在蜀造船所剩碎木顺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之以呈孙皓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孙皓对陆抗、吾彦的建议和警告,一概不予重视。陆抗也在忧虑中死去。吴国的衰落,孙皓的昏庸,为晋的顺利灭吴,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咸宁五年(279年),王濬、杜预(时羊祜已死)以吴主孙皓“荒淫凶虐”,上书建议司马炎“宜速征伐”,举兵平吴。司马炎即于这年十一月开始了平吴的大进军。晋军基本上按羊祜生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分六路出击:镇军将军、琅玡王司马伷自驻地下邳向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由和州出击),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方向进攻,平南将军胡奋出击夏口(属今湖北武汉市),镇南大将军杜预自驻地襄阳进军江陵(今湖北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顺江流而下。晋军东西凡20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为了协调行动,司马炎命王濬的军队下建平时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即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时受王浑指挥。晋军分路出击,意在迅速切断吴军联系,各个击破,其中西面晋军主攻,东面晋军牵制吴军主力,最后夺取吴都建业。  这年十二月,王濬、唐彬率军7万沿江而下。明年(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克丹杨(今湖北秭归东),寻进逼西陵峡。吴军于此设置铁锁横江,又作铁锥暗置江中,以为以此即可阻止晋军前进,竟不派兵防守。王濬早已预作大筏数十个,缚草为人,立于筏上,使水性好的士卒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即着筏而去,又用大火烧融铁锁。晋军顺利排除了障碍,一路势如破竹,进克西陵,继克夷道(今湖北宜都)、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长江南岸)。  与此同时,杜预率领的晋军,几乎兵不血刃,夺取了江陵,胡奋克江安(今湖北公安西北),所到之处,大多不战而胜。随即司马炎又命王濬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要他和唐彬率军继续东下,扫除巴丘(今湖南岳阳),“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直造秣陵”。同时命杜预南下镇抚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县)、衡阳(今湖南湘潭西)。于时王濬遵命即克夏口,与王戎联军夺取武昌,随后又“泛舟东下,所在皆平”。至此,晋军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  至于东面,太康元年正月,主浑率晋军已抵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一带,准备渡江进逼建业。吴主孙皓慌忙异常,急令丞相张悌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率兵3万,渡江迎击。结果晋军大胜,临阵斩杀张悌、沈莹、孙震等吴将士5800人。吴国上下大震。王浑率军逼近江岸,部将建议他乘胜直捣建业。但王浑以司马炎只命他守江北,拒纳建议,停军江北,等待王濬。这时琅玡王司马伷的晋军也进抵长江,威胁建业。  三月,王濬军东下抵达三山(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吴主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抵御,但吴军毫无斗志,“望旗而降”。孙皓企图再凑2万兵众抵抗,这些士众却于出发前夜,即尽逃亡。至此,吴国已无兵可守。各路晋军兵临建业。孙皓用大臣薛莹、胡冲计,分别遣使奉书于王濬、司马伷、王浑处求降,企图挑拨离间。按司马炎原先的规定,这时的王濬晋军应由王浑节度,而王浑屯兵不进,又以共同议事的名义,也要王濬停止进军。但王濬不顾王浑阻拦,于三月十五日以戎卒8万,方舟百里,鼓噪而进建业。吴主孙皓面缚出降于王濬军前,吴亡。晋统一全国。

 

==诸葛亮草船借箭==

 

毛主席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作为一代帝王,李世民的军事才能甚至比他的政治才能更出色,他擅长抓住战机,趁敌之弊,以优势兵力后发制人。李世民戎马一生,扫平群豪,一统天下,其后又北伐突厥,西征西域,东征高句丽,将大唐帝国的疆域扩张到了极点。可以说李世民的一生,就是百战百胜的一生。但其指挥的众多经典战役中,虎牢关之战可谓是明珠中的明珠。李世民以3500玄甲骑兵,击破夏军10万人,并一战生擒夏王窦建德。其后,李世民将窦建德押送到洛阳城下,又逼降了郑王王世充,完成了大唐一统天下最关键的一步。公元620年, 李渊下诏秦王李世民征讨王世充。当时,郑王王世充据守东都洛阳,评价山河天险阻挡唐军。对待这个龟缩在坚城内的顽敌,李世民不骄不躁,他首先派李君羡等人切断了洛阳的粮道,扫清其外围的防线,最终将敌人完全困守在城内。所谓唇亡齿寒,窦建德听说王世充陷入困境,于是立即提兵10万,带着大量粮草辎重救援郑国。当时,窦建德刚刚击败孟公威,一统河北,可谓是兵强马壮、士气旺盛。反观唐军,由于他们与郑军长期拉锯,已呈疲敝之势。如今又腹背受敌,形势极端不利。萧瑀 、屈突通、封德彝等人都认为:“我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王世充凭坚城固守,不容易很快攻克,窦建德挟胜利之势而来,士气高涨锐不可挡,我军腹背受敌,不是好办法,不如撤退保守新安,以便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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