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怎么死的-了解历史-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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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怎么死的==

诸葛亮怎么死的

说起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主流观点莫过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四人。由于胡林翼英年早逝,未能大展宏图而过早退场;曾国藩垂垂老矣,在剿灭发捻后就决意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刻意远离晚清官场的漩涡。所以,真正经历和谱写晚清洋务运动华彩乐章的名臣只有左宗棠和李鸿章。而这两个人,偏偏又是斗争一辈子的政治死对头。在大多数人眼里,左宗棠收复了新疆,是大大的“民族英雄”。而李鸿章却因为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而沦为“卖国贼”。所以这两个人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是势不两立的敌手,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可俗语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本无冤无仇的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什么会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由于以正规经制军队为主体的江北-江南大营已然被太平天国的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击灭,清政府在江南的正规军野战主力几乎被一扫而空。因此,围剿太平军的主力就落到了团练武装的头上。当时形形色色的团练武装不在少数,但是既成规模,又有战斗力的武装却只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湘军的攻击方向是由安庆、武昌直指天京(今南京);淮军的攻击方向是从上海出发,由苏州、常州、无锡攻向天京;楚军的攻击方向则是由浙江、福建而至两广,抄太平天国的大后方,收釜底抽薪之效。按说如此部署完全可以各司其责,但是偏偏出了漏子。李鸿章的淮军为了追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残部,当时深入了浙江境内。即便是越界,也是为了剿贼,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可是左宗棠偏偏就认定李鸿章的越界行为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对他本人的无视。左宗棠本人自尊心强而又心胸狭窄也是众所周知的。由于李鸿章和曾国藩之间亲密的师徒关系,原本已经和曾国藩反目成仇的左宗棠恨屋及乌,也记恨上了李鸿章(曾国藩为了将攻克天京的伟业留给曾国荃,令淮军和楚军不得参与攻打天京,以致遭到一心想建功立业的左宗棠的嫉恨)。从此,二人处处较劲,前后持续了20余年。1866年,在福建、两广境内的太平军余部被全数肃清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被调任甘陕总督,任务就是围剿活跃于北方的大股捻军。1864年太平天国主力被剿灭后,尚有大量余部在赖文光、陈得才等人的率领下,和在北方活动的张宗禹、任柱所部的捻军合兵一处继续反抗。他们改步战为马战,以大队骑兵在平原远程机动奔袭,如风卷残云一般来去如飞,绝不拖泥带水,使得前来围剿的以步兵为主的清军一时难以适应,屡屡受挫。特别是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高楼寨歼灭清精锐蒙古骑兵,击毙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一时间声势大振,清廷大为震惊。因此,当肃清闽浙、两广地区太平军余部的左宗棠被北调甘陕的同时,时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接替剿捻不力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新募马队北上剿捻。不料,原本张宗禹所部的一支西捻军被左宗棠剿得走投无路,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左宗棠设下的重重封锁线,在左宗棠的眼皮底下渡过了黄河,从陕西越过山西,进入了京畿重地直隶。捻匪进逼,京师震动,朝廷急令各路军马救援,甚至连恭亲王都赤膊上阵,带上京城八旗神机营出京剿捻,所幸李鸿章率所部淮军及时赶到,在吴桥附近全歼了捻匪,朝野上下才松了一口气。而直到那时,远在陕西的左宗棠尚不知自己辖境内的捻匪直逼直隶!左宗棠剿捻不但没有将捻军剿灭,居然把捻军剿推进了京畿重地,这个乌龙非同小可,惊动了两宫和圣驾,搞不好是灭九族的大罪。事后,剿灭这股捻匪的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并于1867年高升一步,官拜湖广总督。而放跑这股捻匪的左宗棠满心惶恐地进京述职,两宫皇太后在召见左宗棠时倒也没怎么怪罪,但是慈禧太后却客客气气地对左宗棠给予指示:“……谕以进兵须由东而西,力顾晋防,毋令内窜……”(粗译为:剿匪必须从东向西剿,力保山西,不许再让捻匪内窜。)然后仍令左宗棠回防西北。左宗棠心坠谷底,剿匪剿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却被两宫皇太后“指点”剿匪必须“自东而西”,自己给自己丢了脸也就罢了,还让李鸿章在朝廷大出风头。以左宗棠的性格,这口气肯定咽不下去,但咽不下去也得咽,谁让捻军是从自己的防区溜走的呢?要说剿贼的能力,左宗棠瞧得上眼的人并不多,而李鸿章恰恰是左宗棠少数能正眼瞧的人中的一个。形势不如人强,不服气不行。1868年1月,李鸿章的马队(由淮军长江水师集体转制而来,丁汝昌位列其中)在山东剿灭了赖文光、任柱所部的东捻军主力,任柱被杀,赖文光只身逃到扬州被俘。同年8月,西捻军张宗禹部在鲁西北陷入李鸿章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张宗禹渡徒骇河不知所终,一说投河而死。肆虐北方的捻军至此被完全平定。战后论功以淮军居首,李鸿章因此荣升协办大学士。小肚鸡肠的左宗棠显然不想看到李鸿章如此出风头,因此,没事找事地无端怀疑李鸿章所言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而死的说法,认为张宗禹依然在逃,遂率军四处进行搜捕,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但是左宗棠如此空穴来风、存心挑衅式的举动令之前对其再三容忍的李鸿章也忍无可忍,气愤难平地在写给恩师曾国藩的信中毫不客气地直称左宗棠是“阿瞒本色,于此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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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但欧洲海上列强着坚船利炮已打到中国门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处游玩的时代,明朝还是处在生命的中期,但已开始显露出暮态。(图为檄海道副使汪鋐)   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的商船。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做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派使节入北京,要示与明朝建立关系,从政治、经济上打开中国的大门。  正德十二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放铳声如雷”,震惊全广州。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   葡人最终靠中国翻译火者亚三交结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滞留广东沿海,实际上一开始葡人船队用蕃货贿赂了当地官员,又和当地富商贸易,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1518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职位,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  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葡人由此显示出海盗与殖民者的本色,盖房建栅,配以火药枪炮,俨然成一堡垒,又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掠夺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如《名山藏》记载葡人“盘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烹食婴儿”之说纯属荒诞不经谣言,“掳掠男妇”则确实有之。   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为后台,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屯门立足脚跟。但武宗死后,火者亚三被处死,比莱斯也被押到广州关押。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   关于屯门之战,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比如《东莞县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还”。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总计有数万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门史》和葡人回忆录等资料曾记载:“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而在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18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六甲港”,所以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综合《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明史》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  《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瑞典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后来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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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颜攻取临安,是宋元鼎革之际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自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春元军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春进占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历时1年,中经溧阳之战、独松关之战、常州之战、五牧之战等激战,以南宋朝廷投降元朝而告结束。  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攻陷襄樊后,右丞相伯颜率水陆大军沿长江顺流东下,势如破竹。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攻打建康,宋朝建康留守赵潽弃城而逃,都统司都统制徐王荣等开城请降,元军兵不血刃,占领建康。元军进占建康后,伯颜派兵进攻建康周围的重要城镇,随即攻陷镇江,控制了江东地区,建立起稳固的南进基地。与此同时,为防止两淮宋军南下救援,忽必烈命阿术率军渡江,进围扬州。阿术在扬州东南的瓜洲修造楼橹,缮治战具,又在扬州城外围树栅,修筑坚固的堡垒长围,截断了宋军增援部队,又派水师堵截江面,控制了长江天险,断绝了宋军渡江南救临安的通道。南宋朝廷立国,是以长江为防线,两淮为藩篱,“重兵皆住扬州,临安倚之为重”。元军占领建康,进围扬州,攻占两淮,南宋都城临安完全失去了屏障。元军在建康休整后,兵精粮足,战斗力更加强盛,随时准备攻取临安,处在进攻的有利地位。  在元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南宋朝廷内部矛盾重重,主战主和举棋不定。虽然朝廷屡次诏令各地宋军入卫临安,终因元军全面进攻,荆湖、川陕战场宋军自顾不暇,两淮宋军被元军阻隔无法渡江赴援,只有郢州(今湖北钟祥县)张世杰、江西文天祥等将帅和两浙、福建部分厢禁兵到达临安守卫。但这些小规模增援根本无法扭转整个战争局面。1275年5月,宋廷命主战派张世杰率军出击元军外围防线,没能打通。6月,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命姜才等打通援救扬州的通道,两军在扬子桥激战,宋军死伤万余人,姜才只带数骑逃回扬州。为确保临安,宋廷组织焦山之战。张世杰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率兵出镇江,以图控制长江南岸,扬州李庭芝出兵瓜洲,从江北配合,自己率水师陈兵镇江以东的焦山江面,约定三路俱进,与元军决战。但扬州宋军没有按时赶到,镇江张彦拒不发兵,使张世杰孤军深入。元将阿术、阿塔海、张弘范等在石公山居高临下指挥战斗,命万户刘深沿长江北岸绕至宋军背后,董文炳、刘国杰从焦山左右两边进击,万户忽剌直冲宋军大阵。元军乘风放火箭,宋船纷纷起火,阵势顿时大乱,宋师全军覆没,损失战舰700余艘。焦山之败,宋朝军队损失殆尽,朝廷或主议和,或主南逃,分崩离析,一筹莫展,南宋灭亡指日可待了。  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忽必烈最后下定灭宋决心,命伯颜率领元军直逼临安。伯颜受命后,召集攻宋将帅布署方略,确定了“分诸军为三道,会于临安”的作战布署。这年十一月,伯颜分兵三路会攻临安,西路由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率领蒙古骑兵出建康,向溧阳、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县东南)进军;东路由参政董文炳、万户张弘范、都统范文虎率水师沿江入海,向海盐、澉浦(今浙江海盐县南)进军;中路伯颜带领诸军,率水陆两军出镇江,向常州、平江(今江苏苏州市)进军。  西路军主帅阿剌罕率军南下,直趋溧阳,遭到南宋守军的抵抗,结果宋军损兵折将,残部南撤。元军乘胜追击,在溧阳西南银林东坝再次打败宋军。元军在追击途中受到南宋援军的阻击,双方展开激战,后来元军派蒙古骑兵冲杀,宋军抵挡不住,突围南逃。溧阳之战,宋军损失将校70余人,士卒近2万人,伤亡惨重。西路军于十一月下旬逼进建康通往临安的要隘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县东南),南宋守将张濡率兵北上阻击元军,与元军骑兵交战。宋军虽是精兵强将,但只有数千人,而且都是步兵,虽然奋勇冲杀,但却难以阻挡强大的蒙古骑兵,终于被击溃,主将张濡被杀,士兵死伤2000余人,元军控制了临安的北大门。  中路军伯颜率兵进攻常州,常州是拱卫临安的前阵,是元军整个攻取临安计划的关键,伯颜派兵击溃宋增援部队后,亲自指挥攻城。元军在城南筑高台,把炮放在台上向城内猛轰,又用火箭射入城中,常州城内一片火海。伯颜命元军架云梯、绳桥攻城,元军攻入城内。常州守将姚岩率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没有外援而失败。姚岩、王安节等阵亡,僧人万安、莫谦之长老率僧兵赴援,500名僧兵全部战死。伯颜下令屠城,只有七人幸免于难。常州之战是宋元战争中最悲壮的一役,影响很大。  至元十二年(1275年)冬,正当常州军民艰苦抗敌之际,宋廷派张全率2000余人由淮入援常州,文天祥也派部将尹玉率兵偕同赴援。伯颜得报后,命怀都、王良臣领兵在五牧(今江苏常州东南)阻击宋军。战争开始后,文天祥部将麻士龙与元军交战,由于张全按兵不救,麻士龙战死。在元军攻击下,张全退到五牧,文天祥部将朱华奋起抗击,挡住了元军。尹玉指挥宋军与元军决战,元军损失惨重。元将王良臣配合怀都水陆夹击宋军,宋将张全始终按兵不动,尹玉失败,溃军南逃,尹玉力战被俘,为元军所杀,所部将士大部分战死。张全见大势已去,率军逃离五牧,致使救援失败,没能解常州之围。伯颜攻破常州后,派都元帅阇里帖木儿,万户怀都率兵攻无锡、平江,在元军大兵压境下,两地宋军投降元军。  东路水军以范文虎为先锋,顺江东进,由于长江两岸已无宋军把守,元军进军顺利。当时长江口活跃着一支由贫苦渔民组成的水军,由朱清、张瑄率领,不受宋朝管辖。元军主帅董文炳认为可以利用这支力量,便招降了这支海上武装,朱、张二人带领人马和海船随元军南下攻取临安,增强了元军海战能力。东路军出长江口后沿海商下,十二月逼近钱塘江口,从海道包围了临安。  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二月,元朝三路大军近逼临安,随时准备攻占临安。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东路军董文炳一部登陆,抵达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宋守军投降。  董文炳率东路军与中路伯颜大军会师,西路军阿剌罕也率部与中路军会师。在大军压境形势下,南宋朝廷一片混乱,丞相陈宜中请太皇太后出海避敌,张世杰、文天祥主张决死一战。宋廷既没有兵力抵抗,求和又被元军拒绝,于是奉玺书向伯颜请降。伯颜遣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入城安抚百姓,禁止杀掠,封闭仓库,收缴宋廷袞冕、圭璧、仪仗、图籍以及大批财宝、器物,运往大都(今北京市)。伯颜亲自入临安城安置宋廷人员,把宋帝赵显皇太后全氏以及其他朝官、宫廷人员监护起程,浩浩荡荡北上。至此,临安被元军攻取,南宋朝廷灭亡。  元灭南宋的临安之战,从建立建康基地到攻取临安,只用了一年时间,从战略来看,元朝采用围困逼降的策略,步步进逼,除武力进攻外,一直遣使招降。如忽必烈派礼部尚书廉希圣、工部侍郎严忠范到宋朝劝降,伯颜派张羽等人招降。在南宋朝廷举棋不定之际,伯颜屡次派人劝降,只不过是为稳住宋朝君臣。元军利用战抚并用策略,取得了整个战局的主动权。在战术方面运用得当,如焦山之战使用两面夹攻,中央突破的方法,把过去蒙古骑兵惯用战法用于水战;五牧之战中打援战成功地阻截了南宋援军,保证了常州之战的胜利。南宋方面基本上是消极防御战略,和战不定,逐渐失去了抗击元军的有利形势,最后归于失败。南宋抗战派领导军民在蒙古军队进攻面前英勇抵抗,保卫国土,如常州抗元可歌可泣,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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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朱棣的皇位,很是来路不正,但由于他确实很有作为,在历史上也是留下了不错的名声。事实上为了避免出现骨肉相残的事情,朱元璋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朕的皇位将来是要给长子朱标的,其它的儿子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安安稳稳地当藩王就万事大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朱标可以称得上历朝历代所有太子中,最没有压力的那一个了。然而他只活了35岁,还没有当上皇帝,就先于父亲离开了人世。如此一来,朱元璋规定的那套继承办法就失去了效力,各位皇子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家凭实力公平竞争可好?然而让各位皇子都没有想到的是,朱元璋出于对朱标的感情,就想来个隔代继承,把皇位传给朱允汶。也许是考虑到孙子年纪实在太小,为此朱元璋很是下了一些功夫,不仅把那些可能图谋不轨的人都给杀了,而且还明确规定,他如果去世,各位藩王也不得回京,这自然是为了方便皇长孙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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