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战争场面-了解历史-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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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战争场面==

三国战争场面

  东汉初年,当汉光武帝刘秀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建武二年(公元26),渔阳太守彭宠反对刘秀,曾结匈奴为援。割据三水(今宁夏同心境)的卢芳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据北边诸郡,同匈奴一起经常向南寇扰。光武帝也曾遣使与匈奴修好,但是没有取得结果,以后东汉派吴汉率军抗击匈奴,也经岁无功而返。统一战争结束后,卢芳于建武十四年逃入匈奴,东汉为了避免边境冲突,罢省定襄郡(治今山西右玉南),徙其民于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徙雁门(治今山西朔县东南)、代(治今山西阳高)、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成为东汉王朝严重的威胁。  正在这时,匈奴人遇到连年的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很大。东面的乌桓乘机进击,迫使匈奴北徙。接着,匈奴贵族中又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建武二十四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他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率部众到五原塞,请求内附,得到东汉的允许。从此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入居云中,不久又转驻西河郡的美稷,分屯部众于边境各郡,助汉戍守。东汉王朝常以财物、粮食、布帛、牛羊等赠给南匈奴,供给之费,每年达一亿钱以上。南匈奴同东汉和平相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也多陆续回归本郡。和帝初年,南匈奴领有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多口,包括军队五万人。南匈奴人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向东向南迁徙。  北匈奴离汉边较远。他们控制着西域,常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了避免这种侵扰,答应与北匈奴“合市”,一些南匈奴贵族因此对东汉发生怀疑,他们同北匈奴贵族暗中联络,准备共同反对东汉王朝。东汉为了隔绝南、北匈奴的交通,设置度辽将军,统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章帝时,北匈奴贵族驱牛马到武威与汉人“合市”,得到郡县的隆重款待和东汉王朝的馈赠。  北匈奴受到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东南面的南匈奴的夹攻,又受到西域许多国家的反击,势力薄弱,部众离散,大批地向东汉投降。东汉王朝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发动了对北匈奴的进攻。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军四路出击:祭彤(或作肜)、吴棠出高阙塞,窦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居延塞,来苗、文穆出平城塞。窦固、耿忠的军队追击北匈奴至天山和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夺得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在那里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窦宪、耿秉率师出击北匈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汉军出塞三千余里,直至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命班固刻石而还。  窦固、耿忠所占伊吾,是西域东部门户,宜于种植五谷桑麻葡萄;其西面的柳中,也是膏腴之地。所以这一带是东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关键。永平十七年,东汉恢复了西域都护,以陈睦充任,并以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分驻车师后王部和前王部。窦固占领伊吾后,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各国,争取它们同东汉一起抗拒匈奴。那时西域各国的一部分贵族,希望摆脱匈奴的野蛮统治,终止各国之间的纠纷,所以愿意帮助班超。也有一部分贵族受匈奴挟持,凭借匈奴势力,与班超为敌。班超先到鄯善。他夜率吏士烧匈奴使者营幕,杀匈奴使者,控制鄯善。接着班超西至于阗,迫使于阗王杀匈奴使者,归服汉朝。永平十七年班超前往西域西端,遣人从间道驰入疏勒,废黜龟兹人所立的疏勒王,另立亲汉的疏勒贵族为王。  当班超获得进展的时候,匈奴所控制的焉耆、龟兹等国,在永平十八年发兵攻击东汉都护,都护陈睦被杀。匈奴围困关宠,车师也发兵助匈奴围攻耿恭。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东汉援军败车师,击退匈奴,救出耿恭和残存的吏士二十余人。东汉无力固守车师,于是撤销都护和戊己校尉,召班超回国。建初二年,东汉撤退伊吾屯田兵,西域门户重又暴露于匈奴骑兵之前。  南道诸国怕班超撤退后匈奴卷土重来,都苦留班超,疏勒、于阗最为恳切。在这种情况下,班超决心留驻西域。章帝建初五年(80年),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并派一千多名汉军援助他。班超以此为基本力量,联合西域亲附汉朝的诸国,班超压服了疏勒一部分亲匈奴的势力,迫使匈奴在南道的属国莎车投降,又击败了龟兹援助莎车的军队,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东汉窦宪率军连破匈奴。永元二年,汉军复取伊吾。永元三年,汉军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匈奴战败后离开了蒙古高原,主力向西远徙,从这时起,匈奴东面的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匈奴的战败远徙,使西域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变化。永元二年,大月氏贵霜王朝发兵七万,由其副王率领,逾葱岭入侵。班超坚壁清野,又遮断其与龟兹的联络,迫使月氏撤军。永元三年,北道龟兹等国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徐斡为长史,驻疏勒,并复置戊己校尉。永元六年,焉耆等国归汉,北道完全打通,西域余国全部内属,班超以此受封为定远侯。  班超东归以后,继任的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诸国,受到诸国的攻击。接着陇西羌人与东汉发生战争,陇道断绝。安帝永初元年(107),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率兵西出,迎接都护段禧及屯田卒东归。西域交通中断后,残留于天山与阿尔泰山间的北匈奴,又乘机占领伊吾,寇掠河西,杀害出屯伊吾的敦煌长史索班。东汉朝廷经过激烈辩论后,于延光二年(123)决定,派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班勇进驻西域后,陆续逐退了残余的匈奴势力,再一次打通了西域道路,保障了河西边塞。  自此,东汉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三国战争场面==

三国战争场面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天启八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革命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  陕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皇帝准备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军。在明军剿抚兼施进攻下,陕西战场义军除壮烈牺牲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王嘉胤牺牲后,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各部,号称36营,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由分散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义军势力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破产,主抚派杨鹤下台,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集中力量围剿起义军。王自用在崇祯六年(1633年)作战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起义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展开了新的战斗。  起义军渑池突围后,在豫楚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明将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连连受挫,被迫转入西部山区。崇祯九年(1636年)夏,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三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牺牲。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  李自成,1606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正是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连续多年闹灾荒,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霸占了。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21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1635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斗争的实践教育了起义军,他们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1635年,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杰出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方案,受到大家的支持。  高迎祥是明末农民战争早期的一位杰出领袖。1636年,他不幸被俘,英勇就义。起义军把“闯王”这个英雄称号推让给屡建战功、声望很高的李自成。从此,李自成作了“闯王”。李自成领导着起义军继续和明朝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  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英勇善战,南征北讨,声威大震,使腐朽的明统治阶级闻风丧胆。他们每到一处,都是砸官府,开粮仓,对官僚、地主坚决镇压,把粮食和财物分给劳动人民。他常向群众宣传:“我们杀掉欺压穷人的贵族地主,就是要解除你们的心头之恨。”因此,李自成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闯王领导的起义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1637年,李自成起义中了敌人埋伏,队伍被打散。李自成、刘宗敏等十几个人被迫隐伏在商洛山中。但他并不灰心,同将士们白天耕田练武,晚上读书思考,吸取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斗争策略,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  1639年,他率众出山,又受挫折,被困于巴西鱼腹山中。后来,李自成只率50骑人马突围,闯入河南。这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争相参加起义军者数万人,一个更大的革命高潮出现了。起义军获得迅速发展,人数达到50万以上。1641年,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均田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免粮就是取消封建的赋税剥削,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李自成还特别注意农民军的自身纪律约束。他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获物品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李自成本人作风民主,上下平等,大的决策都和部下讨论决定。平日生活简朴,粗茶淡饭,食无兼味,每天早晨只喝小米粥,与战士同甘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这些正符合被剥削、被压迫劳苦大众的愿望,对部下是极大的鼓舞。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李自成攻占洛阳镇压了福王朱常洵。次年,攻下襄阳,称新顺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  李自成攻下襄阳后,在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口号争取群众,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战术,建立了各种军事制度,连克承天府、孝感、黄州等地,基本上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李自成已具备了推翻明朝的实力,并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克潼关,率10万大军围歼明三边总督孙传庭,十一月起义军不战而进入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还颁布了新的历书,铸造永昌钱币,平抑物价,招抚流亡,镇压地主豪绅,废除八股文,选拔官员接管地方政权。这时,李自成的起义军已经是雄兵百万了,开始向明王朝发动了总攻击。  起义军进入山西后取得了节节胜利,消灭了大量的明朝官军,迅速攻下了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昌平。公元1644年3月17日,起义军包围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19日李自成率兵开进北京城。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今景山)的一棵树下。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  但是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内部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将领犯了严重错误。有的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产生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的思想,忽视了地主阶级猖狂反扑的危险。有的进城后开始蜕化,不能抵制金钱酒色的侵蚀,逐渐消失原来的革命意志。也有些士兵,以为革命已到尽头,盼望回家务农。这给关外虎视中原的满清贵族和明朝的残余势力以可乘之机,胜利果实被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官僚篡夺了。1644年4月,原明朝三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败李自成亲率的农民军,李自成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匆忙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5月初,清军占领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后,经山西退回西安。清军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9岁。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农民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兵败。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明末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它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永垂史册的。它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遏止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发展,使得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起义中提出的“均田”口号,是唐宋以来农民战争的一个新发展,它直接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国战争场面==

三国战争场面

  方腊起义是爆发在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战争。  北宋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宋徽宗赵佶和“六贼”蔡京、王黺、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结成最反动的集团,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自己则过着纵情声色,荒淫无耻的生活。1114年宋徽宗修建延福宫、万岁山,耗尽人力物力。  他还崇信道教,宫观遍天下,广占土地。为在宫殿林苑中布置各种奇花异石供其玩赏,特派朱勔等在苏州特设一个“应奉局”,到江东各地专门搜集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送到京都汴梁(今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花石纲”。哪个民家有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们就闯进去用黄纸一贴,就算是赵宋“皇家”的了。启运时如花木高大,就拆墙倒屋,趁机抢掠一空,之后扬长而去。他们为了将笨重的“太湖石”运到东京,巨船装载,数千人护送,甚至拆桥凿城而过。“花石之忧”使运河两岸的大批农民倾家荡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逼得百姓妻离子散。加上连年灾荒,百姓饿死的尸体遍地。“花石纲”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成为方腊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方腊,歙州(今安徽歙县)人,后到睦州(今浙江淳安)碣村地主家里当佣工。当他看到“应奉局”对青溪人民苛酷勒索,每年索取的漆就达千万斤,花石竹木更多,极为愤怒,决心组织大家起来反抗。方腊以“摩尼教”为掩护,秘密地发动群众。  摩尼教是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在唐代传入中国,成为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因为这个教宣传通过斗争,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所以在中国又叫“明教”。入教的人要吃素食,断荤酒,人们就称之为“食菜事魔教”。由于摩尼教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同教的人都称“一家”,提倡大家聚财帮助贫穷教友,因此得到贫苦农民的信仰。  方腊自任摩尼教的“魔头”,吸收了一大批教徒,成了起义军的基干力量。公元1120年11月的一个晚上,方腊在漆园召集100多教徒聚会。他激动地向大家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如今我们老百姓整年劳苦耕织,得到一点粟帛,却被皇帝官老爷全部拿去挥霍掉。而且稍不如意,就要鞭打,甚至随便处死。你们能甘心忍受么?大家齐声说:不能! 方腊又揭露统治者说:如今赋税繁重,官吏侵渔,我们单靠农桑不够过日子,就只好依靠漆楮竹木,可又被他们抢走,一点不留。皇帝和官老爷们声色犬马,土木祭祀,甲兵花石。挥霍以外,每年还要给西、北两敌银绢几百万。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膏血啊!我们整年勤劳,老婆孩子还是受冻挨饿,吃不到一顿饱饭。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大家激愤地说:听你的命令!方腊继续说:东南的老百姓,长期被剥削太苦了。近年花石的骚扰更无法忍受。大家如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须闻风响应。十天半月,可以集聚万余人。我们一举攻下江南各郡,守住江南,减免徭役和赋税,有十年时间,就能统一全国!这就是著名的漆园誓师。  从此,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11月初,起义军建立政权,方腊自称“圣公”,立年号“永乐”,建置将帅分为六等,以头扎各色头巾作标志。11月底,农民军打下青溪县城。12月初,又攻取睦州,然后分兵两路:一路向杭州方面进军;一路穿过千里岗山和天目山之间的峡谷,进入歙州(今安徽歙县),逼近宣州(今安徽宣城)。农民军所到之处,“见官吏、公使皆杀之”。对恶霸土豪坚决镇压,焚烧他们的院宅,把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  方腊起义军的纪律严明,每到一处,老百姓都像接待亲人一样烧水煮饭,给伤员换药、喂水。义军每从一地出发,人们依依送行。浙江桐乡县乌镇的“哭送亭”,传说就是当年人民送起义军由秀州退军的地方。  由于农民军和群众一条心,在政治上无视“君臣上下”;在经济上“凡物用之无间,不分你我”,所以发展迅速,作战顺利。三个月时间,“永乐”大旗已飘扬在睦、歙、杭(今浙江杭州)、处(今浙江丽水)、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等6州52县。  方腊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吓坏了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当时,宋朝正准备与金人夹攻辽国的战争,已调集各路精兵强将,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后,遂停止对辽作战,派遣童贯率领15万大军前往镇压。同时,罢朱勔官,撤销“应奉局”,停办花石纲,用此欺骗人民。起义军对宋王朝如此迅速的大军压境没有准备,因此,在战略上失策,仍分散在各地作战。  在杭州战役中,起义军同10倍于己的敌人搏斗,无一人投降。在帮源洞战役中,起义军7万人战斗到最后一刻。1121年4月,方腊不幸被俘,于8月在开封就义。

 

==三国战争场面==

 

明代天启二年(1622)二月七日,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土同知安邦彦率领十万大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在围困的10个月中,贵阳犹如一座孤岛,外无援军,内缺粮食,落入“人相食”的可悲境地。然而在贵州巡抚李枟及巡按御史史永安的领导下,贵阳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保卫战,最终使这座历史名城得以保存。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辖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借率兵援辽之机起兵反明,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为响应奢崇明的反明行动,实现自己称雄一方的宿愿,贵州水西宣慰司土同知安邦彦亲赴省城巡抚官邸拜见李枟,“诡言与奢氏有仇隙,愿发己兵剿永宁以自效”。李枟知其心怀叵测,谢绝其要求。安邦彦碰了软钉子,返回大方后积极策划反明事宜。虽然李枟与史永安多次向朝廷告急,朝廷亦催促王三善驰援贵阳,然而王三善却呆在湖南沅州,调兵集粮,迟迟不到任。贵阳的防卫及粮储令人堪忧,“城中兵不足三千,仓库空虚”。为了改变困境,李枟与巡按御史史永安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扩军备战,以应危局,为此“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并向云南、湖广借贷四万余两白银;二,为了粉碎奢崇明向贵州的进攻和渗透,特派遣总兵张彦芳、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等率兵援川。此时,安邦彦挟持其侄——水西宣慰使安位起兵反明。在水西四十八目及他部头目安邦俊、陈其愚等人的响应下,安邦彦亲统水西军十万东渡六广河,进围省城贵阳。鉴于当时很多官员赴京述职,而总兵张彦芳驻守铜仁,都司黄运清亦在遵义,城中文武官员无几人的严酷现实,经过深思熟虑,李枟将守军分为五支,令提学佥事刘锡元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原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自己防守首当其冲的北门——柔远门,史永安则守谯楼,密切注视城外敌人的动向,观察城内街巷的治状况,以防内外勾结,乱从内起。与此同时,城内的民众为生存计,也组织动员起来,分片据守。贵阳的城池始建于宋代,是时为土城墙,后将土城墙改建为石城墙,西南两面临河,北门拓宽至黑石头(今喷水池)。改建的城池有城门五座:东武胜,南朝京,次南德化,西圣泉,北柔远;有城楼五座,小月楼十五座,垛口二千二百四十二个;又有名曰神机的敌楼一座,南北各有水关一座。安邦彦的围攻,对贵阳石城是一次严峻考验。在围城的日子里,为了保护自身的财产生命,贵阳士绅民众组织起来,团结在李枟的周围。原四川参政潘润民正在贵阳人家中闲居,这位清官面对安邦彦的围城,发动群众堆积炸药、干草于城楼下。随后,他与上任途中回乡省亲的云南提学佥事杨师孔、学官周良翰,以及诸生、兵民坚守危城,生死与共。与此同时,他为贵州巡抚李枟、巡抚御史史永安出谋划策,屡挫攻城叛军。原广西巡抚王尊德(贵阳籍)之子王孙章痛感贵阳即将毁灭,便担负起保卫家乡的责任。他不仅向官府献战守之策,还督率义勇守城。青年才俊杨文骢(杨师孔之子)则“募士同拒守。围解,又率所募击其一路,克之”,显现其“天下经济救时奇男子”的英雄本色。贵阳的北门建筑在高坡之上,易守难攻,加之护城河沿城墙脚下流过,河岸城外是外来移民的棚户区,无形中成了缓冲地带。安邦彦攻占龙里后,在水东土舍宋万化的引领下,挥师进围贵阳。对安邦彦来说,贵阳的东、南、西、次南四门,官军不是以河据守,就是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将士把守,惟独坐镇北门李枟是科举出身,毫无作战经验。喘过气来的安邦彦令部属转攻东门。守将刘锡元借助坚实的城墙和高昂的士气,一次次地粉碎了安邦彦凶猛进攻。为了迅速攻下贵阳,安邦彦一面派兵不分昼夜轮番进攻,企图以疲劳战来拖垮守军;一面采取了心理战,用鸡鸣狗吠及妇女的哭泣声来瓦解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城内军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安邦彦见其招均无奏效后,于是又以万余竹笼装土垒成高台,以此窥探城内虚实。史永安见状不妙,“撤大寺钟楼建城上”,挡住对方视线。当安邦彦弃笼后,守军冲出将其烧毁。随后,李枟派守军多次袭击对方粮道,致使安邦彦惶恐不安,心有余悸。安邦彦恼怒之余,“尽发城外冢,遍烧村寨”以示报复。围城久攻不破,使安邦彦十分焦急。他认为,如果断了驰援贵阳的官军及粮道,使其外无援军,内无粮食,长此以往,城中必然会发生动乱,那时李枟就会乖乖出降。于是安邦彦派兵扫荡贵阳的周边地区,并扩大战果,占领更多的州县。在安邦彦围城10个月后,贵阳出现巨大的危机:城内粮食匮尽,军民将城内的“糠、核、草、木、败革”吃完后,人们将目光投向鼠雀;鼠雀吃完了就易子而食,或吃自己的亲人。更令人发指的是,张彦方、黄运清的部卒竟然公开“屠人于市肆,斤易银一两”。李枟目睹城中惨状,预感浩劫即将来临,为了不使家人遭此厄运,于是“焚书籍冠服,预戒家人,急则自尽,皆授以刀环”。在朝廷的严令督促下,是年11月,王三善决定以死一战。见部属斗志高昂,王三善便于12月初分兵三路进攻安邦彦。安邦彦见官军来势凶猛,怀疑对方有数十万之众,离军而逃。水西军失掉主帅,余众退往屯龙洞驻守。官军乘胜收复了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参将孙元模、杨明楷连续挫败敌军,水西军悍将安邦俊中炮身死,安邦彦弟弟阿伦被俘。12月7日,官军进抵贵阳城下,为时10个月的贵阳之围遂解。鉴于贵阳外围尚有不少叛军,王三善在南门外安营扎寨,以防安邦彦卷土重来。第二天,官军败敌于泽溪,迫使对方逃渡六广河。几天后,左右路大军及湖广、广西、四川的援军先后到达。贵阳解围至此贵阳已被围10个月。贵阳围城之役是“明史”上的大事件,亦是贵州历史上的大事件。贵阳的防卫及粮储令人堪忧,“城中兵不足三千,仓库空虚”。为了改变困境,李枟与巡按御史史永安采取了两项对策。西南奢安之乱贵阳被围10个月,几乎陷入困境。贵阳围城之役是“明史”上的大事件,亦是贵州历史上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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