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了解历史-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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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

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真珠可汗派遣他的叔父入唐,献上三千匹良马、三万八千张貂皮和一面稀有的玛瑙镜,请求与唐王朝和亲。李世民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是要以武力征服薛延陀,还是要与之和亲?”房玄龄说:“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还是和亲比较有利。”李世民遂同意与薛延陀和亲。随后,李世民遣使赴薛延陀,答应将大唐的新兴公主许配给真珠可汗,但是有一个条件,薛延陀必须释放一个人——契毖何力。这个曾经在吐谷浑战争中千里追击伏允可汗、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怎么会落到真珠可汗手里呢?契毖何力是铁勒族契苾部落的人,东突厥败亡后,与母亲、弟弟率千余部众归降唐朝,任左领军将军,在大唐征服吐谷浑和高昌的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年初,被安置在凉州的契苾部落有异动迹象,李世民遂命契毖何力前往凉州探望他母亲和弟弟,同时安抚其部落。没想到契毖何力抵达凉州后,契苾部落已经决定叛逃薛延陀,而且他的母亲和弟弟(时任贺兰都督)早已先行离开凉州,逃到了薛延陀。何力大为震惊:“主上对我们恩重如山,为何突然反叛?”族人要挟说:“老夫人和都督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能不走?”何力坚决不从,说:“我弟弟孝顺母亲,我忠于君王,绝不跟你们走。”族人一听,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强行押往薛延陀。到达真珠可汗大帐前的时候,桀骜不驯的契毖何力突然拔出佩刀,向东高呼:“大唐烈士岂能在此贼帐之中受辱?我之忠心,天地日月可鉴!”说完一刀割下自己的左耳,以表誓死不降之心。真珠可汗勃然大怒,准备把他砍了,后来可汗夫人劝解,真珠可汗才悻悻作罢,把契毖何力关了起来。契苾部落叛逃,朝野哗然,群臣纷纷传言是契毖何力带的头。李世民说:“这绝对不是何力的主意。”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蛮夷就是蛮夷,臭气相投,契毖何力到了薛延陀,岂不是如鱼得水了!”李世民脸色一沉:“大谬不然!何力忠肝义胆,心如铁石,必不叛我!”薛延陀的和亲使者来到长安后,李世民详细询问了契毖何力的情况,听到他自割左耳一事,李世民不禁泣下,对左右说:“听见了吧?何力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吗?”随后,李世民便以和亲为条件,命薛延陀放回了契毖何力。为了表彰他的坚贞和忠义,李世民将他提拔为右骁卫大将军。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六月,按照预定的和亲协议,薛延陀遣使入唐,向唐太宗呈上了和亲的聘礼目录:马五万匹,牛和骆驼各一万头,羊十万头。这份聘礼绝对够厚重,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薛延陀与大唐的和亲就算成了。可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为有人坚决反对此次和亲。他就是契毖何力。薛延陀暗中策反契苾部落一事,让李世民颇有几分不悦。所以他实际上对这门亲事也已心生悔意,只是天子金口玉言,实在不好轻易反悔。李世民有些为难地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身为天子,岂可食言?”契毖何力反正是铁定了心要搅黄这门婚事,所以早就想好了对策:“臣不是让陛下一口回绝,而是故意迁延,命夷男亲自到大唐迎亲,就算不来长安,起码也要到灵州(今宁夏宁武市)。夷男必定不敢来,到时就名正言顺地把这门亲事推掉。夷男生性刚愎暴戾,大唐一旦不与其和亲,其号召力自然减弱,部众必怀二心。而且臣斗胆估计,夷男已经年老,也没有几年好活了,只要他一死,两个儿子争位,其国必乱,到时候陛下便可坐而制之!”李世民一想,有道理,于是依计而行。可是,出乎李世民和契毖何力意料的是——乙失夷男居然来了。他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毅然带上他的聘礼——几十万头牲畜,一路浩浩荡荡直奔灵州而来。这回,他也是铁定了心要把唐朝公主娶到手。眼看契毖何力的计策失灵,李世民也有点头大,没想到乙失夷男这老匹夫这么有勇气。如果他如期抵达灵州,李世民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公主嫁了。然而,谁也没想到,乙失夷男的运气实在是太背了。由于薛延陀距灵州有数千里之遥,所经之地又多为沙漠戈壁,所以尽管他一路紧赶慢赶,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可赶到灵州的时候,还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而且更惨的是——他的几十万头牲畜因为缺乏草料而饿死了将近一半。李世民总算找到了借口,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拒绝了这桩婚事。乙失夷男也只好自认倒霉,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气打道回府。堂堂天可汗居然食言悔婚?此事顿时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立即上疏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天子既然已经许婚,就不应“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此举实在是“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其不一良后果就是“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而“嫌隙既生,必构边患”!他最后说:“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天下莫不欣然,可惜的是为何不能有始有终呢?更何况漠北的夷狄部落数不胜数,中国岂能尽而诛之?臣以为,应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此外,群臣也纷纷表示:“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可在李世民看来,这些看法通通是书生之见、迂阔之谈。为此,他很不客气地给群臣上了一堂“国际政治”课。“诸卿只知古代而不知当今形势。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所以采用和亲政策,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可如今中国强大,戎狄弱小,以我步兵一千,可击破胡骑数万。薛延陀之所以向我们匍匐叩首,不敢骄慢,只不过是想借中国之势威服周边部落罢了。倘若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几个部落联手进攻,薛延陀必定破灭。这些部落之所以不敢发动,是因为真珠可汗是中国册封的。如今再把公主嫁过去,乙失夷男自恃为大唐之婿,其他部落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然反咬一口,成为大唐的祸害。如今我拒绝和亲,其他部落知道他被大唐抛弃,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把他的汗国瓜分一空。诸卿走着瞧!”这次和亲失败让乙失夷男顿感颜面扫地。没想到自己一张热脸居然贴到了唐朝的冷屁一股上,乙失夷男又羞又恼,一腔愤怒无从发泄,只好找东突厥出气。当然,他不敢再像上次那样兴师动众了,而是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对东突厥进行騷扰。阿史那思摩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可汗,如今面对薛延陀的騷扰更是束手无策,只好上疏太宗,要求南渡黄河,迁往河套地区。李世民知道阿史那思摩镇不住他的手下,只好同意。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二月,光杆司令阿史那思摩灰溜溜地回到了长安。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右武卫将军的职务,以示安慰。至此,由唐帝国一意扶持、大力重建的东突厥汗国再度宣告解体。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不顾文武百官的极力反对,御驾亲征高丽,乙失夷男马上遣使入唐,表面上说是来朝贡,实则是来刺探虚实。李世民很清楚夷男在想什么,对他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可汗,如今我父子东征高丽,要是他觉得有能力乘虚而入的话,叫他赶快来!”乙失夷男一听天可汗这话味道不对,赶紧再次遣使到长安谢罪,还说要出兵帮助唐朝打高丽。李世民一摆手:出兵就免了,叫你们可汗自重就行。唐军开始攻打高丽后,高丽执政官泉盖苏文派人游说薛延陀,让他们南下进攻长安,并以厚礼相诱。乙失夷男鉴于诺真水的惨败,又想起李世民的警告,最后还是拒绝了高丽的游说。这一年九月,乙失夷男病卒。他一死,薛延陀的灾难就来了。因为一切就像契毖何力当初预测的那样,他的两个儿子果然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结果嫡出的小儿子杀了庶出的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多弥可汗显然就是这么一只牛犊。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兵攻打唐朝。乙失夷男苦心孤诣维持了好些年的和平局面,就这么被他儿子一朝打破了。而薛延陀的末日也随之降临。多弥可汗自以为唐帝国正对高丽用兵,所以有机可乘。可他错了,李世民早在出征高丽之前,就已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驻扎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的北面,专门防备薛延陀。现在听说薛延陀来犯,李世民又命左武候中郎将田仁会率部驰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年底,多弥可汗亲率大军入侵河套地区。执失思力故意以老弱残兵诱敌深入,然后在夏州境内与田仁会部左右夹击,大败薛延陀军,并且一直向北追击了六百余里,直到将其打回漠北,才班师凯旋。第一次出兵就狼狈而回,年轻气盛的多弥可汗大为不甘,没几天就再度集结大军卷土重来。此时李世民已从高丽退兵,闻讯立即派遣李道宗镇朔州,薛万彻、阿史那·社尔镇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宋君明镇灵州,执失思力镇夏州。多弥可汗没想到唐军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见对手已经严阵以待,不敢贸然进攻,可又不甘心退兵,于是就在夏州北面与唐军对峙。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春,唐军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之后,开始对薛延陀军发起猛烈进攻,再次将其击破,俘虏了两千余人。经过这么多次打击,多弥可汗总算领教了唐军的厉害,当即丢下他的大军,轻骑逃遁。看见这个年轻的可汗如此不堪一击,并且如此贪生怕死,薛延陀国内顿时人心思变,辖下的各个部族开始蠢蠢欲动。多弥可汗为了稳定政局,于是大力清除前朝旧臣,培植个人势力。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这么做无异于加速自己的灭亡。薛延陀朝野更是人心惶惶,回纥酋长随即联合仆骨、同罗等部落一起发动兵变。多弥可汗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薛延陀顿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一切就跟当年的东突厥一样,薛延陀亡国的征兆已经彻底显露。贞观二十年六月,天可汗果断地出手了。李世民任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数路并进,大举北伐;同时又征调薛延陀东边的乌罗护、靺鞨两部落,命他们出其不意,从东面攻入薛延陀。在如此泰山压顶般的致命打击面前,多弥可汗又岂是唐军的对手。少数仍然忠于他的军队稍微抵抗之后便纷纷溃散,薛延陀举国震恐。多弥可汗迅速丧失了对局势的掌控,随即带着数千骑兵准备投奔其他部落,却在半道上被回纥骑兵截住。多弥的脑袋很快就被砍了下来,其领地被回纥部落全部占据,宗族也被屠杀殆尽。多弥一死,薛延陀各部落一边大打出手,互相攻击,一边争先恐后地遣使归唐。多弥可汗的旧部尚有七万余人,共推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首领,随后自动削除可汗之号,并遣使奉表向唐朝称臣,请求回到其旧地郁督军山之北。此次北伐,唐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薛延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咄摩支这支残余的薛延陀势力。李世民针对这个问题举行了廷议。廷议的结果,群臣普遍认为:假如保留咄摩支这个势力,恐怕日后又会坐大,遗患无穷。与此同时,原来臣属于薛延陀的铁勒九部听说咄摩支又要回郁督军山,无不担心其死灰复燃,也是极力反对。在此情况下,李世民当然没有理由再留着这条尾巴了。他随即派遣李世勣前往漠北,会同铁勒九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李世勣临行前,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八字方针——“降则抚之,叛则讨之”。李世勣抵达郁督军山后,咄摩支部下的一个酋长随即率部投降。可咄摩支却率众逃进了郁督军山南麓的荒谷中,既不抵抗,也不投降。李世勣先礼后兵,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降,咄摩支意识到薛延陀已经没有复国之望,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还是向萧嗣业投降。但是,他的部众仍有三万多人不肯放下武器。李世勣随即命令军队发起进攻。这一战当然没有任何悬念。尽管薛延陀这支最后的武装力量依旧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在被唐军砍下五千颗首级之后,余下的三万人再也没有斗志了,全部缴械投降。至此,这个继东突厥汗国之后称雄大漠十余年的薛延陀汗国,终于在唐帝国的致命打击下彻底灭亡。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漠北设立六个羁縻都督府、七个羁縻都督州,合称“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六府是:瀚海府、金微府、燕然府、幽陵府、龟林府、卢山府。七州是:皋兰州、高阙州、鸡鹿州、鸡田州、榆溪州、蹛林州、寘颜州。其范围包括今蒙古中部、北部和俄罗斯南部。同年四月,李世民又设置了燕然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统辖六府七州。此后,随着漠北其他部落的归降,燕然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同年八月,骨利干部落归附,唐朝在其地置玄阙州。骨利干部落位于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即汉代苏武牧羊之处,“去京师最远,自古未通中国。”(《旧唐书·北狄传》)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二月,结骨部落归降,唐朝在其地置坚昆都督府。据《资治通鉴》记载,结骨部落的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意思是他们身材高大、红发碧眼,显然属于白色人种。这就是伟大的天可汗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它已然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时至今日,天可汗时代之所以仍然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崇敬和仰望,就是因为它能把华夏帝国的疆域拓展得如此广袤而辽远,也能把许多不同文、不同种的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文明坚毅而宽广的怀抱。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和文明传播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一种强悍而勇武的英雄血性,也看见了一种开放而博大的文化胸襟,更看见了一种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无论岁月如何久远,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天可汗的精神必将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传承,天可汗时代也永远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朽的骄傲与荣光。

 

==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

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

“撤驿之变”,从字面上讲,就是撤掉驿站的事变。提到撤驿之变,就离不开青衮杂布这个人。青衮杂布出身于外蒙古大贵族家庭,是札萨克图汗和托辉特首领硕垒乌巴什洪台吉的后裔、喀尔喀将军博贝的孙子。乾隆元年(1735年)青衮杂布承袭他的爷爷博贝札萨克多罗贝勒的爵位,兼任扎萨克图部副将军。也就是说,他是外蒙古西部说了算的人物。乾隆十五年(1750年),桀骜不驯的青衮杂布不顾乾隆皇帝不准与准噶尔贸易的规定,派人与之进行贸易,遭到革职削爵的处分。但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皇帝又封青衮杂布为郡王,恢复了他的爵位和职务。同年,青衮杂布被乾隆皇帝任命为北路进剿大军的参赞大臣,随定边将军班第,由阿尔泰一路进剿反叛的准噶尔达瓦齐。在这次进剿过程中,青衮杂布与漠西蒙古厄鲁特首领——双亲王、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相处多日,深受阿睦尔撒纳的影响。而这时,外蒙古地区遭受雪灾,损失严重。因为进剿厄鲁特蒙古,清政府在外蒙古所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这些驿站不仅负责提供传递情报所用的马匹,还承担了来回路过的大军的部分费用。这些费用压的漠北的蒙古人几乎抬不起头来。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定边将军班第向乾隆皇帝密奏阿睦尔撒纳有叛逆的迹象。青衮杂布知道后,告诉了阿睦尔撒纳,致使阿睦尔撒纳有了警惕。十一月,阿睦尔撒纳准备叛乱。乾隆皇帝洞察其野心,命其与土谢图部亲王额林沁多尔济(二世哲布尊丹巴之弟、康熙帝公主恪靖之庶子)一同到热河朝觐。实质上是要额林沁多尔济暗中监视阿睦尔撒纳,让其抵达热河,进而监禁之。但额林沁多尔济一时大意,使阿睦尔撒纳途中以“暂归置装”为由乘机逃脱。阿睦尔撒纳回到属地之后立即发动叛乱,清政府不得不派出重兵平叛。乾隆皇帝对于额林沁多尔济之疏忽极为愤慨,令其自尽。二世哲布尊丹巴请求赦免他的弟弟额林沁多尔济被乾隆皇帝拒绝。乾隆皇帝处死额林沁多尔济之后,整个外蒙古人心浮动。二世哲布尊丹巴内心极为不满。对外蒙古的局势出现放纵态度。驻扎在多伦诺尔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立即去信至二世哲布尊丹巴处相劝,致使二世哲布尊丹巴有了转变。事后,乾隆皇帝曾称赞三世章嘉“一纸书信,自平其乱”。实际上,二世哲布尊丹巴的态度转变,是青衮杂布日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乾隆皇帝在二世哲布尊丹巴原有封号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敷教安众”四个字,并赏赐给了他大量的锦缎。青衮杂布派人与阿睦尔撒纳暗中联络。阿睦尔撒纳也遣人与青衮杂布取得联系,通报新疆伊犁和博尔塔拉前线的情况。在青衮杂布的配合和支持下,有数千人自阿尔泰前往博尔塔拉,参加了阿睦尔撒纳的反清队伍。青衮杂布还利用自己外蒙古的影响及威望,向阿睦尔撒纳提供人力与物力上的支援。清政府命青衮杂布同哈达哈军征剿阿睦尔撒纳时,他反而提出要求,向清政府提出派兵五万,并且于明年进剿,公然抗拒乾隆皇帝谕旨。没过多久,青衮杂布与阿睦尔撒纳密谋之事泄露。乾隆皇帝下令擒解青衮杂布。但后来,为了尽快解决阿睦尔撒纳叛乱问题,乾隆皇帝暂时收回擒解青衮杂布之命,在训斥了他一通之后,命其继续效力。西北两路清军主力,开往哈萨克一带追剿阿睦尔撒纳,外蒙古地区没了清军主力。青衮杂布抓住这个机会,四处联络外蒙古各部的札萨克王爷们,策动反清。青衮杂布的活动博得了继任的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吉、旺沁多尔济、贝勒车不登、车登扎布、贝子朋楚克、公丹拜、达玛琳等有影响的王爷们的同情和支持。时机已经成熟。青衮杂布发布撤驿文告,下令撤回了北路阿尔泰地区的所有卡伦(即哨所),把尔库尔至伊勒伯尔和硕的台站以及阿尔泰通往伊犁的十六至二十九驿的所有外蒙古兵丁撤回。造成了清军联络中断、后勤补给断绝。青衮杂布不仅影响到了征剿阿睦尔撒纳叛乱,还使得乾隆皇帝无法了解阿尔泰防务及伊犁一带的情况。当时形势是,外蒙古境内自“十六驿(至)二十九驿一时尽撤,羽书尽断”。青衮杂布还利用外蒙古各部反清的情绪,分路攻打了乌里雅苏台、大库伦和恰克图等外蒙古重要城市。草原上不明真相的牧民在青衮杂布的鼓动下,迅速响应。乾隆二十年(1755年)九月,在外蒙古达尔汗五旗境内,有百余人袭击来自多伦诺尔的商队,抢夺了他们的财物、牲畜。由于青衮杂布并没有对反抗活动进行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最后,在清军的打压下,虎头蛇尾的“撤驿之变”仅以撤驿弃哨和零星的反抗而告终。没有形成规模。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二月,青衮杂布被擒获。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外蒙古的“撤驿之变”中,在外蒙古达尔汗五旗、达里冈爱等地抢夺多伦诺尔商人财物之贼人被擒获。喀尔喀蒙古扎萨克部亲王索诺木喇布坦、满籍库伦办事大臣永兴、蒙籍库伦办事大臣桑寨多尔济等上奏要求对抢劫多伦诺尔商人财物之贼人不分首从,俱行正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六月,乾隆帝下旨曰:“谕索诺木喇布坦等。拏获抢夺达里刚爱多伦诺尔等处商民(之)贼人九十余名。俱着照所奏,即行正法。所有各部落王公扎萨克等失察之咎,本应交部议处。但既会同索诺木喇布坦等擒拏贼人,不致漏网,俱着从宽免议。索诺木喇布坦、永兴办理妥协。着交部议叙。”撤驿之变之后,乾隆皇帝极为严厉地处置了“撤驿之变”的参与人员。处死了青滚杂布及其两个儿子,他的追随者被严厉处罚,有的被发放成为奴仆,有的被处以极刑,而参与这次事件的喇嘛则被强制还俗,对参与这次事变的所有王公贵族进行处罚,有的被革职,有的被降级,有的则被削爵,对于参与抢劫汉商的牧民,则采取屠杀的政策,妻子及后代则被发配为奴仆。撤驿之变的结果并没有让那些外蒙古王公贵族摆脱乾隆皇帝的控制。相反,乾隆皇帝采取了更高压的政策,加重了当地牧民生活的负担。在这次的事变中,清政府的高压政策是这场叛乱的主要原因。另外,准噶尔的叛乱是这次撤驿之变的主要诱因。当然,也给乾隆皇帝创造了重新“洗牌”的机会——他处置了一些具有反抗意识的王公贵族们之后,又扶持起一大批听命于大清朝廷的蒙古王公贵族们。撤驿之变失败之后,外蒙古地区的经济大幅度下滑,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清政府则加强了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使外蒙古地区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

 

==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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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草湾之战是发生在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在广东西草湾明水师与佛朗机海军的一场海战。1511年,葡萄牙已经有海员越过非洲到达满剌加,并对当时的大明广东布政使司的屯门军镇(今香港的屯门一带)虎视眈眈,渴求占领该地,并向大明宣战,以明水师胜利告终,葡人逐渐放弃武力侵略屯门之野心。1553年(明嘉靖32年),葡萄牙人终于获得了在澳门居留权,澳门成为葡萄牙在中国的第二个落脚点。  改变历史  西草湾之战,对明军来说取胜得比较顺利,正史中不但写明了战争经过,而且还有战果。  寇犯新会西草湾的是葡萄牙人麦罗·哥丁霍(MelloCoutinho)率领下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船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寇犯中国前已经"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在他到达满剌加的时候,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仍打算冒险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样暴躁,他劝告"部下力避冲突行为,于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贸易。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之追击"。  这是因为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屯门之战后,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反而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  战争结果  由于明朝水师求战的坚定与急切,同时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占了上风,经过反复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败。  从初次接触到寻找中国海岸  实际上,早在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海岸线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了出海经商的中国人。1511年,葡萄牙名将阿尔布柯尔克带领一支由17艘战船和1800人组成的远征军,进攻位于南洋地区的贸易重镇马六甲。马六甲本地统治者一贯偏袒穆斯林商人而对中国商队严加盘剥,并且企图利用战乱打劫当时停泊在马六甲港的中国商船。这些船上的华商主动联络葡萄牙军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虽然此次联手对敌最终未能实现,但熟悉当地情况的华人也将马六甲城内的情况及守军情报透露给了这些新来的西方人。双方的初次接触都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这些南下经商的华人并非私自出海的普通商贾。由于明朝已经严守海禁政策达半个世纪,普通人是无法期望自发出海进行贸易活动的。而南洋地区的诸多大宗商品,譬如胡椒等贵重香料都是中国无法自产的物资,所以官方在大规模停止下西洋活动后,在地方上依然允许一些地方商人在官方庇护下,定期南下贸易。葡萄牙远征军在马六甲遇到的华商正是这种具有明朝官方背景的官商。这些商人每年定期下海经商,在返回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广州后还要被抽取相当于货物总价值20%的重税。除此之外,还要为地方官员进贡特定的贵重商品,作为孝敬。除了作为官方特许贸易的经营者,他们也是当时明朝少有的,可以帮助官方了解国外情况的眼睛。在阿尔布柯尔克与华商接触的第二年,中国商船如期返回马六甲,却没有带来国内产品进行贸易。华商首领直言不讳的告诉葡萄牙人,他们是替明朝官方来探查马六甲局势的。  有了这两次印象不错的碰面,葡萄牙人很快就开始计划继续从海陆探索中国沿海,寻找传说中的秦人。由于历史上,《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巨大影响力,此时西方人脑中幻想的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富庶宝地,所以到中国进行贸易往往成为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目标。随后的几年里,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基地,陆续向南探索了摩鹿加群岛等香料产地,向北抵达了泰国。他们发现,泰国人和一些南洋小国因为属于明王朝的藩属国,所以可以与明朝进行合法的贸易往来,并且也由于地方官的逐渐纵容,已经可以不按明朝规定时间朝贡,随时到广州进行贸易。于是马六甲当局便派出了几个商人代表搭乘泰国人的船第一次抵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中国,并在今天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上竖立一座发现碑。这些探索者在完成贸易之余,也传回了关于中国的初步报告,巨额的贸易收入更让马六甲当局坚定了开发中国贸易的决心。正是有了这层铺垫,远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亲自下令,组织一支船队去往中国,并派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位驻中国大使皮雷斯。  皮雷斯原本是曼努埃尔一世的私人医生和药剂师,随着阿尔布克尔的船来到亚洲,原本的任务是为国王寻找香料产地。在亚洲的几年里,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叫《东方之夏》的书,成为了近代欧洲第一批关于亚洲情况的一手报告。  在接到国王的新命令后,皮雷斯带着葡萄牙国王给予的致明朝国书和赠送给皇帝的礼物,走马上任。一支由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率领的船队奉命护送这位大使前往中国。由于船只紧张,葡萄牙人在整个印度洋到南洋一带,往往还只能保有25-30艘左右的主力远洋船只。所以这支船队的规模对葡萄牙人而言是花了大心思的。船队于1517年抵达广东珠江口,除了途中与一伙中国海盗交火外,并无什么麻烦。船队在珠江口与明朝水师的船队打了照面后,随即在靠近广州城外时,并且出于善意鸣炮示意,惊动了当地官员。之后皮雷斯大使及属下便在地方官的安排下,在广州住下,一方面需要让他们学习中国礼仪,一方面也是要向远在北京的朝廷禀报,等待明朝皇帝的接见。  由于广州的外宾接待场所有限,且葡萄牙之前与明朝素无来往,不属于朝贡国,所以明朝官员不希望葡萄牙人大量滞留在广州。于是船队及大部分人退到了珠江口的屯门岛,并且在岛上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据点。完成任务的安德拉德便率领精锐的西洋大帆船返回马六甲,只在岛上留下了数量不多的葡萄牙人。  短暂的中葡蜜月期  1520年1月,驻华大使皮雷斯通过多方贿赂,终于获准带着自己的中国翻译火者亚三及若干随从由广州出发,并于5月赶到了大明王朝的陪都南京。当时的明朝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刚刚在江西平定了宁王叛乱。关于新来的葡萄牙人的报告一直从帝国的南方官员那边不断传来,各种反对葡萄牙人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葡萄牙船进入珠江口后曾经鸣炮示意,在明朝地方官的报告中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好战挑衅,很显然进入别的国家的港口放炮暴露了西方侵略者的企图,让明朝地方官有了警觉之心。而包括先皮雷斯一部被皇帝接见的马六甲使者在内的众多南洋来使,也一再向明武宗打小报告,痛批葡萄牙人的种种不是。自从1514年以来,明朝在广东的地方官违反了帝国中央的海禁命令,允许南洋藩属国商人来华贸易,引来了众多穆斯林、泰国人和琉球的商人。葡萄牙人在珠江口站住脚,无疑让他们感到了威胁。  不过明武宗并没有理会这些控诉,相反他示意让皮雷斯等人跟随自己一同返回北京,并在帝国的正式首都进行接见。由此,两国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开始了。  明武宗本人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绝对属于思想活跃的异类。虽然因为贪图玩乐与女色,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在处理国事方面却比较注重实干,喜好不走寻常路。这位皇帝对于非汉族的异域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先后学会了蒙古语、藏语和回回话,能够与各路奇人异士以外语交流。新来的葡萄牙人正好迎合了这位皇帝的好奇心。皮雷斯的中文翻译火者亚三原始祖籍湖南的汉人,因为家道中落而流落南洋,于是便成为了第一位学会葡萄牙语的中国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教授皇帝葡萄牙语的老师。皮雷斯等人为了受到皇帝的接见,还向明武宗身边的宠臣江彬行贿,这位弄臣也在皇帝面前极力美化葡萄牙人。正是这些机缘巧合,让明武宗对这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人产生了好感,并接受了皮雷斯带来的礼物。无论朝中大臣与藩属国如何说三道四,他都不予理会。这段中葡蜜月期,正是建立在这层薄弱基础上的。  然而回到北京仅仅三个月,喜好女色的明武宗便在1521年因病而死。中葡蜜月期戛然而止。朝中早就视江彬为眼中钉的大臣们联合杨太后将其赐死,接着又处死了火者亚三。皮雷斯一行人被明朝朝廷下令逮捕,押解回广州关押。他们的存在早就让南洋地区的诸多藩属国非常不满,亲近江彬的做法又惹怒了朝中众多看江彬不爽的士大夫大臣。在这些儒家正统观信徒的眼里,火者亚三这样的三教九流根本就是不习教化的化外之民,却能接触皇帝,实在是难以符合传统礼数,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葡萄牙人攻略南洋,擅自来华,又是对天朝正统观念下的朝贡体系的挑战。所以无论从何角度来看,火者亚三的被杀都不会让人意外。  此时,留在珠江口的葡萄牙人已经由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接替指挥,他为了防御中国沿海频繁出没的海盗而在屯门岛上建立了小规模的防御工事。这些事情在明朝中央看来,更加难以接受。随后,几艘带有葡萄牙人的泰国船陆续从南洋赶来,又被明朝地方官拒之门外,双方的冲突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新继位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年纪虽小,却是一个非常信奉传统礼教的皇帝。在满朝愤怒大臣的怂恿下,新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禁止他们继续来华贸易,并要求他们退出马六甲。  广州当地守军也已经开始组织水军进攻在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不过他们第一个目标并不是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而是对港口内搭载着葡人的南洋船只进行了突袭。不仅将船上的葡人抓捕、杀害,还将这些船上无辜的南洋商人大量击毙,幸存者被悉数卖为奴隶。船上的货物全部被本地官员中饱私囊。  屯门岛之战与广州葡囚  1521年的8月,驱逐葡萄牙人的任务落到了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身上。这位被调往地方的京官虽然没有军事履历,却也尽心尽力的开展准备工作。他一面集中了实力不足的当地水师部队,又从附近的乡里招募了乡勇和民船进行补充。由于明朝长期奉行海岸线专守的海防策略,所以水师部队主要来自沿海的海防要塞“水寨”,缺乏大规模海战的经验。汪鋐虽然凑出了50艘战船,但良莠不齐,也缺乏必要的训练,只有依靠自己的数量优势来压倒敌人。好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兵力更加薄弱。他们总共只有3艘不大的船,还都是从南洋地区购买的中国式帆船。  由于葡萄牙本土人口不多,海军部队需要在整个广袤的印度洋沿岸和南洋地区经营殖民据点,所以能派往中国的人数非常稀少。不得已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只好在马六甲和印度等地建造适合近海航行的桨帆船,并且雇佣东南亚和印度的土著作为划桨手。又或者直接从南洋当地购买中国式帆船使用,雇佣南洋本地人甚至华人作为船员。这样一来,每艘船上真正负责作战和指挥的葡人往往在几个到十多个之间不等。在开战前夕,又有2艘葡萄牙人的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让葡军的船数达到了5艘。这些由葡萄牙人指挥,南洋土著操作的中国式帆船,就成为了近代第一次中西方海战中的西方海军战舰。与过去很多人联想的先进西式帆船与传统中国船舶较量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屯门之战中。  于是汪鋐指挥明军水师对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进行了第一作战,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葡萄牙人装备着性能远比明朝火器先进的弗朗机火炮与火绳枪。尤其前者是可以快速替换弹药的后装火炮,在射程和威力上也胜于明军武器一筹。何况在当时,经历漫长航行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往往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可谓身经百战。而明朝水师则缺乏历练,经常连自己沿海的海盗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管。明朝水军成员的战斗力显然无法同葡人的精锐海员相提并论。于是,明朝水师只能依靠数量将屯门岛包围起来,却始终无法攻克。几次进攻下来,都损失惨重。这是,又有1艘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葡军战船数量上升到了6艘。  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汪鋐组织明军进行了精心准备。包括私下接触了为葡萄牙人工作的华人,了解葡萄牙人的具体数量和武器情况。同时精心准备了大量火船,用以弥补自身战船火力不足的毛病。在40天的围困后,明军发起了总攻。由于屯门岛上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岛上的葡萄牙守军自然也是补给匮乏,弹药告急。在明军最后一次总攻开始后,葡萄牙人损失了1艘帆船,于是决定将剩余船上的葡人集合在3艘船上,拼死突围出去。最后他们利用风暴,突破了明朝水师的封锁,逃回马六甲。  由于没有能够围歼葡萄牙人,明朝地方官火冒三丈。碰巧押解到广州的皮雷斯等人就成了发泄对象。他们被分别关押后,接受了明朝地方官长时间的审问,在不得要领后被继续囚禁。一些人遭受到了明朝监狱方的酷刑虐待,先后毙命。唯有皮雷斯待遇稍稍好于其他人,他带来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也被地方官们侵吞。一直到这个时候,依然有零散的葡萄牙人搭乘泰国人的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于是腐败无比的明朝地方官员再次组织人手突袭了这些商船,在就地完成分赃后,那些被抓葡人连同船上的泰国人也都遭了明朝地方守军的毒手。  葡人为何在中国屡屡碰壁  明朝虽然在屯门海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却赢的并不轻松。虽然在屯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数量足够的武器和军队,使用的船只也都是在亚洲临时购买的。但依靠先进武器优势与战争经验丰富,依然给明朝军队以不小的心里打击。今天很多人在将此战简单定性为中国对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胜利,并且夸大交战双方的武器技术差距,实在是多此一举。而此次战役背后真正值得思考的诸多文化与制度因素,却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  表面上,中西方文化冲突是这次战役爆发的最大导火索。例如皮雷斯在北京向明武宗敬献曼诺埃尔国王写的国书后就发现,明朝官员翻译的版本被篡改的面目全非。当大使质问儒学官员时,后者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是天朝的礼数。的确,在当时,任何国家,不分强弱,在以儒学世界观的明朝官员眼里都是不折不扣的蛮夷。那么任何带有平等外交性质的公文就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润色,以显得谦卑、恭候,不失皇帝乃至整个王朝的体面。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明朝中央官员都以儒学世界观看待天下大局,自认为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去提醒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维护实际上已经日渐瓦解朝贡体系。  而在广州的地方官员的积极表现,则是彻头彻尾的利益使然。在长期的海禁下,这些地方官就已经默认并保护走私商人到南洋贸易,以自己掌控的垄断渠道谋取暴利。以至于明朝中央朝廷三番四次下令严禁沿海私商航海,都不了了之,难以执行。由于这类行当带有不法性并伴随着巨大风险,于是沿海地区的海盗就成为了最佳人选。这些苟活于大明法律灰色地带的本土冒险家,亦商亦盗,甚至与来华的葡萄牙船队在越南海域发生过严重冲突。他们中一些胆子更大的人索性离开中国,去到诸如泰国等南洋藩属国,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使节和商务代表,又靠着本土关系,为藩属国进行朝贡贸易牵线搭桥。当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之时,与之相勾搭的广州地方官员便索性在自己的省份私自解除了海禁。一时间,大量的南洋商船蜂拥而至。明武宗时候虽然有下令整顿广州的这种乱象,却从没有认真执行过。或许头脑灵活的明武宗自己都意识到,海禁锁国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因而他对葡萄牙使者的怀柔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葡萄牙人的出现,无疑会让这些利益团体的固有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损失。这不仅是因为葡萄牙人在南洋地区的扩张。在正当贸易中,双方也是斗的难解难分。例如屯门海战前夕,有一艘搭载有葡人的泰国船先于其他船抵达广州。按照当时的规定,先到者先进行贸易,也就意味着能及时出手货物。然而后来的泰国船竟然能够直接插队贸易,遭到了葡人的严重抗议。这次冲突也被认为是屯门海战爆发的一个诱因。无疑,具有官方背景的华侨商人,有开后门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明朝地方官一方面反对葡萄牙人在离开珠江口更远的屯门岛建造防御海盗的简单工事,一面却纵容那些“泰国人”在东莞聚集,以至于葡萄牙人以泰国的旧称暹罗,将当时的东莞形象的成为暹罗港。这些“泰国人”与沿海海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除了官方的偏袒,沿海的居民往往也对初来的葡萄牙人如此仇视和怨恨。因为他们正是整条靠海吃饭的灰色经济带上的主要参与者和分享者,一方面受到明朝整体海禁制度的压迫,无法正常靠海营生,另一方面却可以以非常途径谋生,甚至致富。当中的不少人以到南洋混个使节身份为荣。他们的分工也明确而简单,有人去招揽生意,有人负责明面上的打点和经营。更多人则单纯维护这一体系本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地方的水师在巡逻中总是相安无事,而外商船来华则经常遭遇海盗。  至于这条灰色垄断链的最大的受益人依然是那些庇护他们为非作歹的广州地方官员。在他们的润色与修饰下,葡萄牙人礼节性的鸣炮成为了挑衅,尽管这种习俗对于长期涉外的官员来说,不可能毫不听闻。当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门岛上以绞刑处决了一名触犯法律的船员后,发往北京的奏折又变成了葡萄牙人滥用私行。丝毫不顾唐宋时代,外商来华就已经享受有一定的内部治外法权。也是他们,编造故事,称葡萄牙人专门偷盗当地儿童,用以食用,以今人眼光来看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在他们凶残的策划实施了对数艘泰国船只的抢劫杀人后,又将这些恶行的责任全部推倒了葡萄牙人头上,诱使朝廷颁布全面绞杀来华葡萄牙人的命令。于是,在明朝中央进一步的指示下,这些广州地方官员此后得到了对任何来华葡萄牙船只“杀无赦”的权利。至于那些坐镇朝廷的儒学官员们究竟有没有因为这条灰色垄断链牟利,则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一直坚持的儒家世界观与体系,恰恰是造成这种中央与地方大幅度割裂的原因之一。广东地方官吏的铤而走险与沿海百姓的冒死出海,都是对违背人性与经济规律的海禁制度的严正抗议。  终究是海禁惹的祸  屯门海战的失败,并没有让葡萄牙人放弃对中国贸易权及市场的追求。1523年,一支由5艘桨帆船和1艘中国式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末儿丁的指挥下来打广州,意在与明朝政府重新交涉,并询问大使皮雷斯的下落。在遭到广州地方官的拒绝后,船队经过屯门,一路来打西草湾。早就严阵以待的96艘明朝战舰一路上不停的尾随与挑衅。葡萄牙人以外交任务为重,一路上并没有还手。直到夜里,明朝水师再次以火船为先锋,对葡人的船队进行保卫与突袭。双方才再次爆发了著名的西草湾之战。葡萄牙人在损失了2艘船后,再次突围而去。末儿丁等42人被杀或被俘,明朝守军以海盗罪的罪名将俘虏悉数绞死。此后,尚关押在广州大牢内的皮雷斯等人的境遇更加每况愈下。这位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派驻中国的大使在一年后的1524年死在牢里。也为中欧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接触,划上了句号。  在西草湾之战中,明朝缴获了20门葡萄牙人的弗朗机火炮,并将之大量仿制。此类型火炮从此成为了明朝军队中的制胜利器,替大明王朝又把守了几十年海疆。对于葡萄牙人的这种火炮,明朝上下赞不绝口。明朝水师甚至找到曾经在葡人船上帮工的华人,在他们的指导下仿造了葡萄牙人的将帆船战舰,因两侧众多木桨,命名为蜈蚣船。不过最后因为觉得太耗费木料而不再建造。  在与葡人开通贸易方面,明朝从中央到地方依然墨守成规,毫不作为。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官方暂时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贸易追求,只有其民间力量以私人身份,先后转战福建和浙江沿海,逐渐与沿海的本土海盗商人们形成合作关系。但明朝中央朝廷又屡次以极端暴利手段,将他们赶出沿海。在对待贸易与涉外事务方面,明朝自身的落后与野蛮作风,也让今天的看客们觉得唏嘘不已。正是朝贡思维与海禁政策,让中央反对民间与海外进行贸易。而地方上又往往出于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纵容海商与海盗进行走私贸易。当明朝中央朝廷在嘉靖朝不断紧缩海禁政策,这些人又不得不与葡萄牙人合作,最后甚至发展到与日本浪人抱团,形成了祸害沿海地区几十年的倭寇风暴。明朝政府不但不能依靠贸易获得税收,反而需要耗费无数来弹压沿海的倭寇势力。今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能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海禁这种不合时宜的强制政策,甚至可以说是违反历史潮流发展的开倒车终究无法永久性的维持下去。迫于沿海倭寇等私人海商集团的膨胀,明朝从地方到中央,又开始寻求与葡萄牙人合作。作为近代世界关系体系建立者之一的葡萄牙人,虽然在海外扩展时带有明显的殖民者色彩,却也是非常务实的经营者。无论在非洲还是印度,都不会放弃与当地势力的有效合作,达到双赢目的。于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终于利用包括向广州地方官行贿在内的各种手段,取得了澳门的留居权。西方近代在中国沿海的第一个长期据点,这才稳定下来。一直到1840年,英国取得香港之前,澳门都是中国沿海联通外面的世界的最重要渠道。  十四年后的1567年,明朝政府终于同意在今天的福建海澄开关,进行对外贸易,史称隆庆开海。通过这一渠道被吸纳进中国的大量白银,成为了大明王朝继续维持统治近一个世纪的重要资本。若泉下有知,当年为大明王朝亲手建立朝贡制度的人以及那些出于各种目的对此体系百般呵护的酷吏,不知会作何感想。  缴获装备  明朝嘉靖元年(1521年),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西洋火绳枪。1548年,又在缴捕侵扰我国沿海双屿的倭寇时,缴获了日本的火绳枪(铁炮)。明王朝的兵仗局,很重视仿制火绳枪,制成了鸟铳。

 

==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

 

改易地名是“王莽改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涉及范围最广的一项改革行动。公元8年,王莽即位后,为了彰显自己新朝的“新”,也为了抹去前汉对于新朝的影响,王莽开始对全国各郡县的地名、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范围的改动。颜师古曾言“王莽篡位,改汉郡县地名,普易之也”,此时王莽自登基到灭亡那刻,就从未停止过对前汉的郡县进行更名的行动。王莽所推行的“改易地名”,在当时可谓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在《汉书.地理志》中,仅仅只是从未变动过行政区划的郡县,被班固标注过曾被王莽改换过地名的郡县就多达近800个,而对于那些新朝改动过行政区划,后来又被东汉改回来的那些,因不能正确标注的郡县则更多。要知道王莽除了热衷于改地名,还热衷于改变部分郡县的行政区划。如《汉书.王莽传》载“常安西都曰六乡,众县曰六尉。义阳东都曰六州,众县曰六队”意思就是长安设比、闾、族、党、州、乡等六个行政区,长安外围各县分属京尉、师尉、翊尉、光尉、扶尉、列尉等六尉郡。洛阳设益、梁、荆、江、扬、徐等六个行政区,洛阳周围各县分属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等六队郡。可以说再加上这些被改动过行政区划的郡县,王莽改过的郡县地名,数量最少可达数千个,毕竟王莽时期光县就有多达2203个(《汉书.王莽传》载“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而且更别说,有时王莽还会对一个地方进行四五次更名(《汉书.王莽传》载“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如果这些都算进去的话,那王莽的改易地名的数量将会成倍的增加。而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王莽改易地名是有多么的疯狂,及浩大。当然,王莽如此疯狂的改名,最终让整个新朝是陷入一片混乱。“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百姓、官员都记不住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王莽每次下的诏书,都得提醒下这个地方初始的名字。“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想想看每次王莽的诏书都得如此写,这是多么的滑稽。连王莽和百官都弄不清楚,这个地方到底曾经是哪里,都需要注明之前的地名,你说你让地方官如何的去治理地方呢?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属于他们管的,还是不属于他们管的。所以王莽如此频繁的改动地名,势必就会造成朝廷对于地方的治理出现停滞状态。当然今天我们不讨论王莽改这个地名的寓意或政治意义何在,改地名出现对新朝的影响如何等这些问题,我们只讨论王莽改易地名时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及其用意何在的问题?其实我们去仔细观察那有据可查的近800个被王莽改动过的地名,不难发现大多数被王莽改动过的地名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主要呈现以下几点规律(这里仅以《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王莽所改动过的地名为依据):第一、带有“亭”字。《汉书.王莽传》载“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也就是说带有“亭”字的郡县有多达360个,如牂牁郡改“同亭”郡;东郡改“治亭”郡;栎阳县改“师亭”县;池阳县改“冀亭”县;宜阳县改“陕亭”县;新安县改“君亭”县;左邑县改“兆亭”县;襄垣县改“上党亭”县;河阳县改“河亭”县等。第二、带有“乡”、“聚”字。《汉书.地理志》带有“乡”字的共有13个,如舒县改“昆乡”县;高乐县改“为乡”县;祖厉县改“乡礼”县;高邮县改“杜乡”县等。“聚”字在《汉书.地理志》也有14个,如当涂侯国改“山聚”侯国;中丘县改“直聚”县;北乡侯国改“禺聚”侯国;平望侯国改“所聚”侯国;合乡县改“合聚”县等。第三、用同音字。《汉书.地理志》此类地名共有10余个,如郜成侯国改“告成”侯国;长安改“常安”;梓潼县改“子同”县;九门县改“久门”县等。第四、用同义字。《汉书.地理志》此类地名共有15个,如谷口县改“谷喙”县,口和喙都为嘴;漆垣县改“漆墙”县,段玉裁言“此云垣者,墙也。”;增地县“增土”县,地,从土从也;粟邑县改“粟城”县,城和邑都可指城市。第五、用反义词。《汉书.地理志》此类地名共有40余个。如符离县改“符合”县,离与合相反;谷远县改“谷近”县,远与近相反;东昏县曰“东明”县,昏与明相反;无锡县改“有锡”县,无与有相反,辽阳县改“辽阴”县,阳与阴相反;顿丘县改“顺丘”县,顿与顺相反。第六、以此代彼,就是把A的地名换到B的地名上,然后B的地名再改成其他地名,此类地名在《汉书.地理志》共有15对。如武威郡改“张掖郡”,而原张掖郡则改“设屏”郡;齐郡改“济南”郡,而原济南郡则改“乐安”郡;弓高县改“乐成县”,原乐成县改“陆信”县;安邑县改“河东”县,原河东郡改“兆阳”郡。第七、带“符”字,《汉书·扬雄传赞》载“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王莽是靠着“符命”这种东西得以即位的,所以在改地名的时候,有些地名就带有“符”字,《汉书.地理志》此类共有11个。如沛郡改为“吾符”郡;狐奴县改“举符”县;朔方县改“武符”县;定陶县改“迎符”县;相县改“吾符亭”县;资中县改“符信”县。第八、带“新”字,因王莽的国号为“新”,所以在当时他会在将一些地名改成带有“新”字,以此来显示新朝的新气象。而这之中多数带有“汉”的地名都会被改为“新”,这里也有宣示新朝的正统之意,而此类带“新”的地名在《汉书.地理志》共有17个。如安汉县改“安新”县;广汉县改“广新”县;汉阳县改“新通”县;汉中郡改“新成”郡。第九、带有“治”、“安”、“顺”、“平”等特殊寓意的字,王莽希望自己的天下长治久安,天下顺平,此类在《汉书.地理志》共有约130余个。如槐里县改“槐治”县;漆县改“漆治”县;平县改“治平”县;杜陵县改“饶安”县;成武县改“成安”县;桑乾县改“安德”县;武泉县改“顺泉”县;平城县改“平顺”县;右北平郡改“北顺”郡;九原县改“成平”县;郁林郡改“郁平”郡;北新成县改“朔平”县。第十、带有很深的儒家思想,因此在改名时,很多地名都带有“善”、“美”、“德”、“义”、“仁”、“礼”、“孝”、“忠”等字,此类在《汉书.地理志》共有约40余个。如上禄县改“善治”县;卢奴县改“善和”县;即墨县改“即善”县;安丰县改“美丰”县;界休县改“界美”县;乐陵县改“美阳”县;新息县改“新德”县;下相县改“从德”县;舆县改“美德”县;历阳县改“明义”;道人县改“道仁”县;易阳县改“寿仁”县;祖厉县改“乡礼”县;乌伤县改“乌孝”县;剡县改“尽忠”县;河南郡改“保忠信乡”郡。第十一、《汉书.王莽传》载“公作甸服,是为惟城;诸在侯服,是为惟宁;在采、任诸侯,是为惟翰;在宾服,是为惟屏;在揆文教,奋武卫,是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为惟籓”,所以在改地名时会经常出现“城”、“宁”、“翰”、“屏”、“垣”、“籓”等字,此类在《汉书.地理志》共约40余个。如渭城县改“京城”县;茂陵县改“宣城”县;猗氏县改“蒲城”县;阳曲县改“大宁”县;西安县改“东宁”县;涿郡改“垣翰”郡;饶阳县改“垣翰亭”县;艾县改“治翰”县;便县改“便屏”县。第十二、《汉书.王莽传》载“男以“睦”...为号焉,皆授印韨”,颜师古曾注解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号”,所以当时王莽改名时,有些地名带有“睦”字,此类在《汉书.地理志》共有约16个。如范县改“建睦”县;博平县改“加睦”县;平安侯国改“鸿睦”侯国;柳泉侯国改“弘睦”侯国;姑幕县改“季睦”县;即来侯国改“盛睦”侯国;兰祺侯国改“溥睦”侯国;馀杭县改“进睦”县;涪县改“统睦”县。第十三、对边疆地区的郡县的改名,多数带有“威胁”少数民族之意。如琅邪郡改“填夷”郡;临原侯国改“填夷亭”侯国;陇西郡改“厌戎”郡;天水郡改“填戎”郡;平襄县改“填戎亭”县;狄道县改“操虏”县;删丹县改“贯虏”县;骊靬县改“揭虏”县;白狼县改“伏狄”县;交黎县改“禽虏”县;广成县改“平虏”县;平邑县改“平胡”县;宣武县改“讨貉”县;“高句骊”郡改“下句骊”郡。第十四、带有“武”字,新朝初立,大有宣示其武力强大之意,此类《汉书.地理志》共有约26个。如宾从县改“勉武”县;浩亹县改“兴武”县;屋兰县改“传武”县;会水县改“萧武”县;浑怀县改“特武”县;临戎县改“推武”县;临沃县改“振武”县;咸阳县改“贲武”县;襄阴县改“永武”县;定襄县改“著武”县;复陆县改“闻武”县;潘县改“树武”县;石成县改“铺武”县;昌城县改“淑武”县。以上就是王莽在对地名进行改易时的大概规律,当然并不全面。但是从以上所罗列的规律,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王莽之所以会把全国大部分的郡县改名,很大程度是源于他想向百姓表达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之意,借此来稳固新朝对于天下的统治。如王莽将安汉改“安新”,广汉改“广新”,西河改“归新”等,无一例外都是在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且在改易地名的时候,王莽也无时无刻不在显露出自己的思想,如彰显自己新朝的圣明,希望新朝江山永固、对外采取“武治”等之意。上禄改“善治”,清改“清治”,濯阳改“慎治”,“芒”改“博治”,严道改“严治”;长安改“常安”,平舆改“新安”,武安改“桓安”,济南改“乐安”,安平改“安宁”,这些改名无一例外,王莽希望靠自己的“善治”、“清治”、“慎治”、“博治”、“严治”去让百姓“常安”、“安宁”、“桓安”、“乐安”,从而让“新安”。当然在王莽的心里,靠纯粹的文治是没用的,还需要强大的武力。于是乎宾从改“勉武,浩亹改“兴武”,屋兰改“传武”,浑怀改“特武”,临戎改“推武”,临沃改“振武”,襄阴改“永武”。王莽希望自己新朝的文武兼备,来让新朝实现江山永固的目的。也就是如此,于是西平被改成“永聚”,长垣被改成“长固”。同时,王莽又是一个奉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主,所以对周边的以少数民族为首的国家或部落是比较敌视的,而且对他们也十分的警惕。于是乎琅邪改“填夷”、陇西改“厌戎”、天水改“填戎”、狄道改“操虏”、白狼改“伏狄”、广成改“平虏”、平邑改“平胡”、宣武改“讨貉”也就这样出现了。简单的说,王莽推行“改易地名”很大的原因,就是为凸显出自己的理念,他希望借此来让世人认可他的新朝,及彰显出他的治国之道。当然,最终王莽的这种改易地名的行动并没有让新朝江山得到永固,反而造成了诸多不必要的麻烦。新朝最终仅存16年就灭亡了,而在这16年的时间里,王莽希望的“常安”、“桓安”、“安宁”始终都没有得到实现,反而是民不聊生,叛乱四起,于是就这样新朝也没能做到新朝“长固”、“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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