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了解历史-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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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

历史剧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了“靖康耻”,可见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当朝的影响有多么的深。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宋钦宗率大臣多人前往金营,这恰恰中了金人的圈套。宋钦宗到金营后,金军统帅却不与他相见,只是派人索要降表。宋钦宗不敢违背,慌忙令人写降表献上。而金人却不满意,并命令须用四六对偶句写降表。宋钦宗迫于无奈,说事已至此,其他就不必计较了。大臣孙觌反复斟酌,改易四遍,方才令金人满意。降表大意不过就是向金俯首称臣,乞求宽恕,极尽奴颜婢膝之态。呈上降表后,金人又提出要太上皇前来,宋钦宗苦苦恳求,金人方才不再坚持。接着,金人在斋宫里向北设香案,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以尽臣礼,宣读降表。当时风雪交加,宋钦宗君臣受此凌辱,皆暗自垂泪。投降仪式进行完毕,金人心满意足,便放宋钦宗返回。宋钦宗刚回朝廷,金人就来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然而,宋钦宗一意屈辱退让,下令大括金银。金人索要骡马,开封府用重典奖励揭发,方才搜得七千余匹,京城马匹为之一空,而官僚竟有徒步上朝者。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宋钦宗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少女不甘受辱,死者甚众。《开封府状》是当时宋金往来的“文书”实录,详细开列了皇子、郡王、帝姬、皇孙、皇孙女、嫔妃、皇子妃、亲王妃、王女、驸马等人的名字、封号、年龄。根据这份名单,金人逐个点索,将各色人等,一网打尽。金人开出了漫天要价的“犒军”金银。宋人砸锅卖铁,也无法足额奉上。于是,金人指名道姓要求太上皇帝、皇帝、皇后、嫔妃、公主……直至成千上万的民女,作为“人质”。其实,就是以每个人的身份不同,明码标价,卖与金人充作“犒军”费用。如此刻薄的条件,宋人几乎照单全收。死节的大臣,只有三人:李若水、张叔夜、刘韐。靖康二年二月,金人废宋钦宗为庶人,粘罕欲脱去钦宗的御服。李若水左手抱住皇上,右手指着粘罕大骂“这是我大朝真天子,你杀狗辈不得无礼”。李若水被金人打得满脸是血,目睹宋钦宗脱了御服,气绝倒地。除死节的大臣,皇家也没有躲过这一劫难。嘉德帝姬:名玉盘,28岁,初嫁曹夤,靖康之变后,为金宋王蒲芦虎妾,蒲芦虎被金熙宗诛杀后,没入宫中侍金熙宗,死后追封夫人。既有追封之典,表明她曾为金人生子。荣德帝姬:名金奴,25岁,初嫁曹晟,后为金挞懒之妾,挞懒为金熙宗诛杀后,没入宫中侍金熙宗。洵德帝姬:名富金,18岁,初嫁田丕,靖康之变后,为金珍珠大王设也马之妾。显德帝姬:名巧云,17岁,初嫁刘文彦,入洗衣院,亦未见出洗衣院的记载,命运当与成德帝姬一般凄惨。......开封围城期间,宋钦宗命令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5000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金军从选送的5000人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当然,被淘汰的女性,只是为金兵糟蹋后因身体虚弱无法北迁而已。北徙过程中,来自民间的“贡女”,数量更大,处境更惨。一支押解贡女3180人、诸色目人3412人的队伍,从青城寨出发,抵达相州(今河南安阳)。由于连日下雨,贡女所乘的车辆大多破漏,她们被迫到金兵营帐避雨,结果遭到轮奸,多数当场毙命。被掠者终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金人如同分配牲畜一般瓜分战利品——女人。在第一批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国相(粘罕、斡离不)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稍后,更多王妃、帝姬、贡女的陆续到来,除了选定贡女3000人,更选定“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青宫译语》记载押解“宋囚”的第二批队伍,在东京前往上京的途中。国禄先后猥亵宋钦宗朱皇后、朱慎妃,几度试图登上朱皇后的车子。国禄又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盖天大王赛里见色起心,醋意大发,杀国禄,弃尸于河。金人完全是一副“野蛮”的模样,为丁点事儿,动辄拼命,无怪乎他们在战场上锐不可当。淫威之下,“各寨妇女死亡相继”。我们无法统计北迁女性的具体死亡数字。一路上,蹂躏死、落马死、舟车劳顿死,不可计数,凡因身体虚弱无法跟上大部队的,皆“沿途委弃”。

 

==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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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割据巴蜀的成国政权第三任皇帝李期被废黜后,从皇帝跌为县公,从人主沦为囚徒,身遭幽禁,心遭打击,自觉窝囊,无颜苟活,在发出“天下主乃为小县公,不如死!”这一番无奈的感叹后,不久,便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年半前,李期伙同其兄李越,发动政变将堂兄李班废杀,风风光光地当上了皇帝;而今,他因暴戾无道,又被汉王李寿废黜,灰灰溜溜地选择了上吊自杀这一条路。李期,字世运,成国开国皇帝李雄之子。李雄生有十几个儿子,均为侍妾所出,李期排行第四。在众兄弟中,李期算是个佼佼者,因其“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轻财好施,虚心招纳”,颇受李雄喜爱,故李期有幸被李雄的皇后任氏抚养。李雄在位时,曾让诸子“以恩信合众”,看谁凭个人魅力笼络的人才多,结果“多者不至数百,而期独致千余人”,也算出类拔萃。李期初封建威将军,李雄对他也比较信任,“其所表荐,雄多纳之,故长史列署颇出其门”(见《晋书》),使李期逐步在朝中培植了自己的势力。能力强,人脉旺,李雄能对李期高看一眼,但没有让他接班的意思。在李雄看来,诸子均成不了大器,故立侄子李班为太子,封李期为安东将军。李雄如此安排,李期不服,其他皇子也不服。李班即位后,李期之兄李越,借奔丧之机回到国都,并以“班非雄所生,意不服,与其弟安东将军期谋作乱”(见《资治通鉴》),密谋废立。成玉衡二十四年(公元334年)十月初一晚上,李越等人借李班出丧之机,废杀李班。发动政变,李越是主谋,也是操刀者,李期只是同伙;再者,李越是李期的兄长,无论是看功劳,还是看次序,李越最有资格当皇帝,李期和众人也想立李越为皇帝,“众欲立越”,但李越不干,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李越认为,李期虽为庶出,却是任皇后所养,且“多才艺,有令名”,而自己的威望、才能以及个人的势力,远不如李期,故“越奉期而立之”,李期白捡了个皇帝当。李期即位后,改年号玉衡为玉恒,封兄长李越为相国、建宁王,封堂叔李寿为大都督、汉王,封堂兄李始为征东大将军,镇守江阳,其他兄弟也各有封加。李期毕竟是通过非正常手段登上皇位的,难堵悠悠众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李期排除异己,党同伐异,并重用了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等一班庸才,致使朝政黑暗,纲纪紊乱,成国形势江河日下,“国之刑政,希复关之卿相,庆赏威刑,皆决数人而已,于是纲维紊矣”(见《晋书》)。李雄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很快就被李期折腾散了架,渐渐露出了败象。权力,是检验一个人本质的试剂,一个人一旦掌权,其表象下潜存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称帝后,李期与先前给人的印象判若两人,“期自以谋大事既果,轻诸旧臣”,一个原本看起来文彬恭谦的青年,转瞬间变成了一个过河拆桥的混账。除了排除异己,李期还猜忌能臣,一旦发现能力超过他的人,定要想方设法将其除掉,甚至给别人扣上莫须有的帽子,如“尚书仆射武陵公(李)载有俊才,忌之,诬以谋反,杀之”(见《资治通鉴》)。李期执政后期,越发“骄虐日甚,多所诛杀”,不仅杀掉很多文臣武将,而且“籍没其资财、妇女”,用来充实后宫,属于典型的杀人越货。除了杀旧臣,杀能臣,李期还把毒手伸向亲兄弟,“雄子霸、保并不病而死,皆云期鸩杀之”(见《晋书》),这种恐怖血腥统治让文武大臣,人心惶惶,“多不自安”,以至于“内外凶凶,道路以目,谏者获罪,人怀苟免”(见《晋书》),众臣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说不定哪天就被李期随便派上个罪名杀掉。杀这个,杀那个,李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对汉王李寿动刀,并为此付出了被废的代价。汉王李寿是三朝元老,素来忠心耿耿,职高位重,享有“贤相”的盛名,李期对其尤为忌惮。李期的堂兄李始,曾一度联络李寿造反,但李寿没有同意;再者,李寿“见期、越兄弟十余人年方壮大,而并有强兵”(见《晋书》),也不敢轻举妄动。一旦被皇帝盯上,为臣者一般很难逃脱。李寿害怕遭到李期的毒手,每逢入宫朝见,“常诈为边书,辞以警急”(见《资治通鉴》),通过伪作边境告急文书,以警讯紧急为由,推辞不来。李寿一面与李期巧妙周旋,以求自保,一面策划除掉李期,以“脱今日之祸”。在听取了巴蜀处士龚壮“发兵西取成都,称籓于晋”(见《资治通鉴》)的建议后,李寿开始密谋以“除君侧之恶”的名义造反。对李寿所为,李期已有耳闻,多次派人前往李寿的驻地,打探动静,并翦除其党羽,鸩杀了李寿的养弟安北将军李攸。君要臣死,臣要么死,要么反,历朝历代的君臣斗争,都不外乎这两个结果。李期已然下手,李寿不甘坐以待毙,随即,策划武装行动。玉恒四年(公元338年)四月,李寿率领一万将士偷袭成都。当时,李寿的儿子李势在成都当翊军校尉,见李寿大军到来,马上开城门放行,李寿几乎没费气力就迅雷般地攻克成都。李期早就知道李寿要造反,但“不意其至,初不设备”(见《资治通鉴》),没想到李寿这么快就杀进来。大势已去,李期只好装模作样派人慰劳李寿。李寿既已成事,岂肯就此罢手,于是,先逼迫李期杀掉李越、景骞等人,随后“矫任氏令,废期为邛都县公,幽之别宫”(见《资治通鉴》),李期成了阶下囚。当年,李越、李期等人“矫太后任氏令,罪状(李)班而废之”(见《资治通鉴》),如今其自身被废的结局,如同李班的翻版,也落得如此下场,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一个月后,李期受不了这种从天上跌到地下,从皇宫移到囹圄,从一国之君降为县公的窝囊气,在极度失落中,自缢身亡,时年二十五岁。蝼蚁虽小,尚惜性命,李期却选择了轻生,竟通过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在中国历史上,李期是第一个被废以后,选择自杀的皇帝。李期死后,无庙号,谥号幽公,以王礼下葬。“天下主乃当为小县公,不如死也”(见《资治通鉴》),是李期的临终遗言。《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一个能承受苦难和打击的人,才有资格为天下主,李期得志猖狂暴戾,失意颓丧轻生,所以他当不了勾践。李期曾谥李班为“戾太子”,其实,他才是真正的暴戾无道者。对李期之结局,《晋书》称“期以暴戾速祸”,是典型的自取其辱,自取灭亡。观其所为,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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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自起义起便一直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到崇祯十二年(1639)就已形成破竹之势,一呼百应。当初甚至有“迎闯王,不纳粮”的民歌在民间广为流传,令人惊骇的是李自成竟然将福王杀死,并将其与鹿共煮,大设“福禄宴”。李自成如此嚣张,明朝无师可与其一战吗?事实并非如此,明朝尚有精锐之师,但却被崇祯一手毁灭,这又从何说起呢?《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传庭死,而明亡矣”,所提及的传庭即孙传庭,明末名将。而他所率的秦军便是明末最后一支虎狼之师,本来尚有一战之力,奈何崇祯三个决定就将此军葬送,让明朝从此再无回天之力。李自成起义本就铸成大乱,而多尔衮又虎视眈眈。此时的明朝已经是分身乏术,天雄军几乎全军覆没,所仰仗的主力便是秦军。孙传庭作为秦军将领一向是主战派,而当时的兵部尚书却是主和派,与孙传庭面和心不和。后来朝廷传召孙传庭负责保定等地区的军务,怎奈杨嗣昌却在其中作梗。孙传庭英雄无用武之地,便推脱有病,要告老还乡。孙传庭已经退无可退,但杨嗣昌仍不愿意善罢甘休,便说孙传庭是欺瞒圣上。崇祯向来将杨嗣昌视为心腹大臣,听后恼羞成怒,就将孙传庭关进监狱长达三年。这乃是崇祯的第一错,因为在这期间杨嗣昌镇压起义不力,李自成很快发展壮大难以再被遏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带兵打仗的常识,粮草在很大程度决定战斗的输赢。崇祯虽然对李自成恨得咬牙切齿,但他本人又十分多疑。不肯信任孙传庭,怕他拥兵自重反过来对付自己。因此对孙传庭相对苛刻,粮草和军备都十分缺乏。孙传庭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当时的军队屯田多被地方的豪强所霸占。孙传庭便冒着可能得罪高官的危险,将屯田强行要回充作军饷,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虽然孙传庭此举勉强维持了部队的支出,但是军粮毕竟还是缺乏的。这无疑让军队作战变得更为艰难。胡乱指挥,急于求成一直是高级首脑常犯的错误。皇帝虽然在统治大臣上很有一套,但很多帝王对带兵打仗却一窍不通。当时的明朝确实已经摇摇欲坠,但是仓促出战却非理智之举。而且当时的兵部侍郎多次上书皇帝,表示秦军乃是皇帝最后家当,不能轻举妄动。孙传庭与兵部侍郎张凤翔的观点都极为合理,可是此时的崇祯却已听不进去,多次催促孙传庭出兵。粮草不足且士兵士气低落,加上部队数量少且准备不足,果然出师不利。孙传庭也在撤退时战死,至此明朝再无翻身资本。反过来看崇祯,他虽然是亡国之君,但确实已经尽力而为。只是明朝制度腐朽,他也无力回天。这种看法确实合理,不过崇祯也要为明亡承担一定责任。比如在最后一支军队的覆灭上,他就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可惜孙传庭为明战死,却被崇祯认为他是诈死潜逃。反而被清朝给予了“靖忠”的谥号,也是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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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利完成改革,他自导自演一场戏剧,最终使得朝廷顺利迁都拓跋珪建立北魏之时,起初将国都定在乐昌了,后来又迁都到了现在的平城,如果局限于当时的地盘来看的话,平城对于北魏而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定都地点,但是随着这些年来形势的不断发展,北方的柔然和高昌等国已不具有威胁,而且平城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也十分不便,随着北魏不断向南扩张,在平城统治国家有诸多不便,所以如果继续将这里作为国都,将不利于北魏的发展。于是,在孝文帝执掌政权之后,便想要将都城迁往别处。其实孝文帝选择迁都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里是鲜卑贵族的集中地,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一直坚持鲜卑的旧制度和旧习俗,对新政采取了反对和抵触的态度,已经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因为北魏如果想要发展,那就必须要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就是要离开平城,离开这个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这样才能顺利的推行改革。因此,为了顺利完成改革,必须要进行迁都。孝文帝经过一番权衡比较,最后决定将国度定在了洛阳这一龙兴之地,同时这里也是汉文化的中心,汉族士大夫数量众多,有利于推行汉化政策。此外,洛阳相比于平城更加接近于南朝,也便于他随时向南用兵,实现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与此同时,他也深知顽固派和守旧派势力的强大,不能够轻而易举的贸然提出迁都,否则必然会遭到他们极大的反对,毕竟这些大贵族们在平成世代居住时间已久早就对这里形成了养尊处优的习惯倘若离开了平城,便意味着他们要舍弃家业,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他们是断然不会同意的,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还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内乱,因此这件事一定要慎之又慎。最后,他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为了顺利完成改革,他自导自演了一场戏剧,最终使得朝廷顺利迁都,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原来,他召集群臣商议,故意说自己要御驾亲征攻打南朝。可是好多大臣都反对,怕他出现意外。于是他便命人进行卜卦,得一大吉之卦,这下大臣们没什么好说的了,便改口称要随驾出征,以护皇上安全。于是,他便带领着一众大臣,率领着几十万精锐大军向着南方浩浩荡荡的开进了。由于当时天气并不好,还在下大雨,道路泥泞崎岖,使得这些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鲜卑人们都感到十分疲惫,因此行军速度十分缓慢。过了月余,大军才缓缓开进到了洛阳,于是孝文帝命令大军进洛阳城进行休整。之后,他故意选了一个暴雨交加的日子宣布继续行军。大臣们刚缓过劲来,听说又要行军了,连忙跑到孝文帝面前,恳求他不要再南下了。孝文帝本来也没有南下之意,见众大臣劝阻,便顺水推舟说不南下也可以,那就将国都定在这里,大家都不走了。大家一听,与其南下受苦,倒不如就将国都定在此处,于是纷纷同意。孝文帝见大势已成,于是就诏告天下,将北魏的国度迁到了洛阳。也正式由于他自导自演的这一场戏剧,最终使得朝廷顺利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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